奔龙——中国经济

　　《经济》与《论座》共同策划之日企高端座谈会纪要

　　座谈会主持人

　　高桥万见子 朝日新闻《论座》月刊副主编

　　陈 言 经济日报《经济》杂志主笔

　　主持人：首先我们想问一下，2005年中日经济关系中出现了哪些变化?

　　武田胜年：据我所知，2005年先后有不少日本政治家、高官访问了中国。中日之间存在着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油田开发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国内也出现了涉日游行，原因在于两国信息交流不充分、相互理解做的不够，结果出现了一些伤害对方感情的事。了解了原因以后，两国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经济及其他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话。包括政府在内，人们在希望加强沟通。

　　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在上升

　　真家阳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2005年10月底在大阪召开了日中经济讨论会。开会前一个星期，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当时我们觉得开会的事很有可能要泡汤。但到了开会那天，日方出席者320人到齐，中方80名嘉宾也基本上都到了。中信公司孔丹总经理，清华控股的宋军总裁等中国著名企业的经营者在会上发言说，“为了中日共同利益，我们应该携手合作。”两国企业家都意识到了在经济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主持人：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的事业，今后会不会出现变化?

　　真家阳一：从宏观上看，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的比率在过去的15年中没有什么提高。1990年为14.4%，2004年维持在14.5%，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相反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却越来越高。1990年中国在日本的贸易比率中只占3.5%，2000年也只有9.9%，但到了2004年已经上升到16.5%，如果加上香港的话，2005年上半年已经超过了20%。

　　在日本的对外投资中，中国所占的比率在1990年只有0.6%，到了2000年也还停留在2.1%的水平上，但到了2004年一下子上升到了12.8%。2000年以前，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远比对中国的投资要多，而现在情况差不多反过来了。

　　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急剧增长，说明投资对象区域、投资诱因在不断扩大。1980年，日本开始对华投资时，基本上都投到了大连，而现在不仅在大连，而且有上海，还有广东等地方，区域在不断扩大。在对华投资诱因方面，1980年“确保廉价劳动力”的因素更大一些，但现在则侧重于中国市场，很多企业为了在中国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而投资中国。

　　最近，使用中国极为优秀的智力进行研究开发的企业非常多。从行业上看，过去主要是纺织、日用品这些附加值比较低的企业来中国投资的多，但现在日本对华投资中发挥着拉动作用的是汽车相关企业。2002年，丰田、日产在中国的汽车生产进入轨道，它们的汽车零配件厂家也大踏步地进入到了中国。

　　2003年的非典及以后的涉日游行等，让日本企业遭遇到了一些意料不到的风险。但中国市场在各家企业的销售额、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中国出了问题，日本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就比过去大了很多。

　　了解中国成为企业行动的先决条件

　　主持人：三菱商事对中国的投资似乎一直都是非常的积极。

　　武田胜年：我们在2004年发表了中期经营计划。(东京总社的)小岛总经理明确地说：“今后不发展中国业务就不能取得三菱商事自身的发展。”这里不是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为了企业的存在、发展，就必须明确地制定出一套在中国工作下去的方针。

　　具体地说，不把香港计算在内，三菱商事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3.5亿美元，2005到2006年，我们公司拿出了大约400亿日元(约4亿美元)的特别额度，专门用来对华投资。我们准备用两年时间把在中国的投资增加一倍。

　　从2004年4月开始，公司新雇用的全体职员必须进修中文。公司招募人员时，英语是要达到一定水平的，但现在不单单要会英语，必须要会中文，公司出钱让已经决定录取的职员学习中文。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影响力已经绝对不能忽视，即便是做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只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上了解中国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有自己的信息网络，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判断来，否则很难说他是个称职的职员。在美洲、在中东，都是这样，不了解中国就不能做好国际事业。

　　三菱商事准备在中国强化的业务有三个，第一是投资优秀企业；第二是充实贸易方面的附加服务，如在IT、流通及金融领域提供我们能提供的服务；第三是要加强资源

能源方面的工作。三菱商事在这方面比其他公司要强势一些，今后在中国主要推进的业务是这三个。

　　金子肇：NEC国际方面的业务大概占了20%左右。今后要让企业取得发展，只能走国际化这条路。新的成长点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此外还有俄国等国家。但是中国是第一个站起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主要供应商云集的国家，这里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不能在这里取得成功的话，就很难在国际上取得胜利。NEC要在中国做下去，就是基于这些考虑的。

　　主持人：NEC在中国的研发也很有特色。

　　金子肇：我们在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适合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其中很多东西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决定构筑商业模式，我们为此特意请了卢雷(NEC中国公司总裁)这样的专家来主持这项工作。

　　中国在帮助日本企业再生

　　主持人：日本企业是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改革的?

　　仲野彻：中国曾两次对市场上的“非流通股”做过改革，但我认为2005年4月以后的改革动了真格的，而且是能够取得成功的。中国政府的姿态值得评价。

　　野村证券总社在2005年4月设置了中国业务统括室，由这里制定中国战略。1982年我们公司在外资企业中，第一个在北京设立了外资金融机关北京事务所，20多年来，我们积累下来的成果，让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证券公司与资产运用公司可以“合并”以后，我们可以认真地对今后的业务做出判断来了。

　　要想开一家100%独资的外资金融企业，目前看来还要花费一些时间等待，但UBS银行已经向北京证券公司出资，取得了证券买卖的全套营业许可。我们也有意按这个方式，寻找最合适的伙伴，开展风险投资、个人

理财等方面的业务。

　　我们在向日本投资者推荐中国大型企业债券，也希望由我们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推介中国企业上市。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做过一个推介中国企业在东证上市的项目，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未能实现。今后由于会计标准、语言的不同，中国企业在东证上市还要花一些时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市场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花15年时间重建市场，现在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里有巨大的商业机会。

　　在企业并购方面，野村企业咨询公司做过三百多个咨询项目，也具体地实施了一些并购。2004年，麒麟啤酒向(大连)大雪啤酒出资时、朝日啤酒和伊藤忠饮料向康师傅饮料部门出资时，我们都参与了。

　　2005年，我们把(日本)嘉那宝公司的相关企业出售给了宁波的“维科”公司。在处理破产的日本企业时，中国企业能参与进来，这是很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

　　主持人：中国的证券公司不良资产问题比较严重。在风险控制上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仲野彻：中国国内大概有130家证券公司，但能有收益的据说微乎其微。比如“委托理财”，说好是保证高利的，但利率做不上去，却把客户的钱给用了，这么做证券企业的经营难以取得成功。

　　所以我们在做日常的业务时，反复要求职员守法，在企业经营上也特别强调公平公开的原则。在决定是否和中国企业合资时，有些时候用过去的商业模式不能对应，需要对合资方做非常慎重的识别。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中国的机会大于风险

　　主持人：面对风险，日本企业选择了哪些对策?

　　真家阳一：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确有种种风险，但这些风险是因为中国在发展才出现的。比如说缺电，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而且国外大量企业涌入中国，自然会出现缺电问题。2005年7月实施的

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BRIC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发展中经济大国)中，印度、巴西、俄国的调查结果是“缺少当地的准确信息”，很多企业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你到日本的书店里去看看，中国方面的信息应有尽有，书籍杂志五花八门，怕是永远都读不完。但在1990年时，跟那三个国家一样，关于中国的信息也是非常缺少的。这就是说，中国市场确实存在风险，需要我们规避风险，但中国在迅速发展，不断改进，而且在实施有效对策后，在中国的机会要大于风险。

　　起用中国人才

　　主持人：日本企业如何处理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真家阳一：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时，一位日资企业的国际科长对我说，他们在中国的A工厂停工后，改由东盟的B工厂开始生产；如果他们在中国的C工厂也遭遇非典的话，就准备启动东盟的D工厂。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互相“备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大暴动后，日本企业开始采取的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日本企业在投资海外时，不会把全部资源都集中到一个国家，它肯定要建一个“备份”，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分散风险”。在2005年4月发生涉日游行后，我们接到不少这方面的咨询建议，一些企业开始想投资越南或东南亚。但都是一些意向，最终他们又都选择了中国，选择在中国投资。

　　最终选择中国并不是完全出于对规避风险的考虑。东亚内部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在商谈，中国在与2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政府间交涉，今后关税壁垒将会非常低，而物流则会日益发达起来，各个企业要考虑的是选择最佳采购、最佳生产、最佳销售基地，在对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构筑出国际分工体系。各个企业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1”，即，在中国之外再找一个“备份”的国家。

　　主持人：在研究开发方面，日本企业也对中国加大了投资力度。NEC最近就成立了中国研究院。

　　金子肇：NEC在日本、美国、欧洲分别设立了中央研究院，这次在中国设立的研究院是第四所。中国研究院就是为了对中国市场做贡献而设立的。和其他研究院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研究主要放在了产业化方面，中国的研究员们特别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早日产品化。在手机通讯的服务方面、在软件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要多一些。当然，这里也做基础研究。现在加上实习生，研究院只有50多人，我们想尽早把它扩大到100人的规模。在计算机OS方面，我们与中科院有合资公司，在那里进行着产业化研究，规模相当大，已经超过了700人。基本技术有些是从日本拿来的，但大部分产品化的内容是在中国做的，这方面的开发人员在不断地增加。

　　主持人：我们听说三菱商事在中国采用了新的人事制度。

　　武田胜年：我们是商事(贸易)公司，没有工厂、不动产等固定资产，也没有能让人折服的技术，我们只能在得到社会评价后，建议采用新的商务模式，在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存下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人——人才。

　　三菱商事的中国业务，主要不是由日本人做的，而是由中国职员做出来的。现在，我是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后由中国人来做这个董事长时，我想那时的三菱商事肯定比现在更强。

　　但现在在中国招募的职员，依旧局限于中国、中国市场这个固定概念中，让人感到非常狭隘。三菱商事在日本招募职员时，职员有可能去美国工作，干了一段以后回到日本，在日本做了几年业务后，又去其他国家，他们在国际地域上、在业务范围上都比较宽泛，最后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商社职员。

　　我觉得中国职员也应该按这套模式培养。从4年前开始，我们制定了一个基准，从符合这个基准的人中，挑选一些今后能培养成企业干部的人，让他们到日本或其他国家去工作。在待遇上与日本职员完全一样，让他们掌握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工作经验，了解市场的差异，然后回到中国来工作。不这么做，就难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也难以得到社会的良好评价。

　　现在进入到了这个系列的中方职员有27人，在数量上还比较少。2005年我们在中国招募了100人，今后会增加这部分人的数量的。

　　主持人：据说，三菱商事有一个“NEC计划”？

　　武田胜年：是Nippon Educated Chinese(日企培养中国职员项目)的简称。我刚才说过，三菱商事要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下去，需要得到中国社会的评价，需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我们让中国本地职员去日本或美国工作，给他们提供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才干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让在日本上过大学，在日本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来三菱商事工作。日本企业，既然它被称之为日本企业，它就有其独自的特点。在日本大学上过学，在日本企业工作过的人，他们最知道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高兴，什么时候会生气，什么时候欲言又止，他们非常知道日本人的特点。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自然文化上的冲突能少许多，而交流能变得更加通畅。

　　如果让这样的人来中国工作，他们能马上明白中方的意思，也能很通顺地把这些意思转达到日本企业中来，能发挥很大的力量。我一直在对公司总部说，我们该重视起这个力量来。

　　主持人：NEC里面有三菱商社这样的“NEC”吗?

　　金子肇：我们非常重视本地企业的本地人才的选用。刚才我说了，我们让卢雷来NEC工作，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也是美籍华人，NEC(中国)的副总裁也是由一位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来担任的。

　　仲野彻：我们公司也在积极地选用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而且不让他们只做中国业务，要把他们训练成金融业务的专家，M&A(并购)、股权、财产保证等等都是需要金融技术的，我们希望他们在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再做中国方面的业务。特别是将来中国业务做大做强时，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有特色的日本中小企业已经显露出头角

　　主持人：中小企业有什么新变化吗?

　　真家阳一：中小企业比较多的是跟随大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也有不少中小企业用自己独特的商务模式在做中国市场。

　　我知道有这样一家中小企业，它在河南开封市办了一家工厂，主要生产方便面里的干葱。就这么一家企业，它的产量能达到日本市场的25%左右，也就是说，日本人吃的方便面中，1/4的干葱是他们提供的。这家企业很好地运用了中国的特点，他们和300多户农民签订了种植合同，每天让一户农民种大葱，而且避开了夏天最炎热的时期，这样他们能保证每天收购到一定量的大葱。在农药使用的管理上，该企业管理得很认真，结果现在在日本市场上他们的产品非常的畅销。

　　北京房山区也有一家很独特的企业，是日本富山县的一家袜子工厂。从营业额上看，这家企业从中国进口的袜子可以排在日本第二位。雅典奥运会时，日本运动员穿的袜子就是他们在北京生产的。日本最大的袜子批发商批发的袜子主要是他们的产品。他们有什么特点呢?该企业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物流中心，生产出的袜子直接为批发商装到箱子中。通常，其他袜子厂家把袜子寄到批发商那里，由批发商分装后，再发到零售店中。但北京的袜子厂家是直接为批发商装好箱，直接按批发商的指示，把袜子寄到日本零售店那里，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还有一个特点是，零售店那里卖不出去的商品是可以退还给批发商的，但这家工厂不接受退货，厂家没有任何生产方面的浪费。而流通企业，则可以在批发时把成本往下压十几个百分点，袜子在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均减少了成本后，在日本很有市场。这家企业的作法，目前还没有媒体报道过。我觉得这是家有独自特点的企业，而不是那种追随大企业的普通中小企业，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在中国经营下去的模式。

　　在北京，你还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经营的美容院。最近日本香川县的一家美容院就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分店。在这里美容要比其他美容院的价格高不少，但日本美容技术本身具有某种附加价值。2005年10月，日本的出版社开始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专门销售儿童图书的书店，他们认为中国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后，儿童书籍将会有很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愈发激烈

　　主持人：中日在加强商业上的关系，但竞争也变得愈发的激烈了起来。日本企业越来越要和韩国等企业竞争。日本企业的主要对手在哪里？

　　真家阳一：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上看，综合厂家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企业，第二才是日本企业。我们在东盟国家也做过同样的调查，那里最大的竞争企业是日本企业，第二位才是当地企业。我们觉得在中国与本地企业的竞争要比其他国家来得惨烈。

　　金子肇：的确，在中国经商最大的对手是本地企业。手机市场上，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企业的占有率比较高，但这是厂家与厂家的竞争，该如何竞争大家也心知肚明。除此以外，中国市场上还有50多家本地企业，他们的价格都很便宜，设计也都差不多，在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

　　要把日本的软件技术拿到中国来，你必须把价格降到原来的1/10，否则就没法竞争。存在这样的价格竞争机制的话，在市场上要做活是非常不易的事。

　　武田胜年：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在中国市场上，欧美、韩国等世界上的一流企业都聚集在这里，要想在这里成功，从企业高层到普通职员不能有一点松懈。上层高谈阔论，下层没有信心的话，企业同样干不好。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搞清楚，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把工作做好，没有一个战略的话，是绝对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