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浙新票号苦候民营银行 正规运作遭遇成本难题

　　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山西平遥的成立，尽管一时还难以看到复活山西票号的前景，但这些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已经从政府大手中游入“放生池”。即使仍然遭遇“春寒料峭”的苦境，却也或多或少继承了票号创始人雷履泰“草根精神”的基因

　　□特约记者 沈爱华

　　“……‘现在是果树施肥、备药的关键时期，但农村信用社到年关只收款、不放款。听说平遥有了小额贷款公司，抱着试试的心理，很快就拿到了7000元贷款。’面对媒体的采访，平遥县岳壁乡果农石生跃畅快地说。”

　　这是缺少新意的新闻报道写法。但给石生跃贷款的山西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却足以因此开创中国银行界一个新的章节。

　　去年年末，晋源泰与同样拥有100年前“票号”式名字的日升隆一起，成为中国首批挂牌营业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这家山西“新式票号”由4位股东各出资400万元组成，股东均为平遥的煤焦老板。其中，被誉为“平遥首富”的韩士恭担任公司董事长，其他两位股东分别任监事长和总经理。

　　韩士恭体态微胖，一口浓郁的山西口音，言谈中对首尝小额贷款公司的“小九九”，其精明不亚于自己的前辈——山西票号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煤焦行业是高污染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逼迫其必须转战到无烟新行业。

　　“小额贷款公司一定是只赚不赔。”这位对于“三农”资金困乏病因颇为熟悉的煤老板，分析起这个连国务院领导也头痛的金融难题头头是道，“以投放贷款1300万元计算，年收入在150万元左右，即便损失贷款100万元，依然可赚50万元。如果放不出去，这些资金仍然可以获得银行存款利息。”

　　至于风险，韩认为：“中国的农民要比企业讲信用，更何况贷款金额不大(每户不超过10万元)，万一出现天灾人祸，资金收不回，也不用过于担心。”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利率可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目前，6个月以下的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22%，晋源泰的短期小额贷款利率因此可高达20.44%。韩的“只赚不赔”绝非信口开河。

　　韩士恭透露，晋源泰准备招聘5—6名经营管理人员。尽管晋源泰不会在平遥乡镇设分支机构，但会在全县每个村设一名农户联络员——他倾向于村干部兼任。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小额贷款公司依靠农户联络员掌握各农户的资信状况，协助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民发放贷款和回收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给农户联络员发手续费。

　　对于公司前景，韩士恭希望获得财政的各项支农资金和其他款项支持，同时，也希望得到只对农信社发放的央行“支农再贷款”。

　　韩还说了一个小秘密：“央行有关高层曾经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私人银行。”

　　1月18日，以方文武为首的5名自然人中标四川广元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此筹备的利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将是继日升隆和晋源泰后设立的全国第三家小额贷款公司。

　　多年“千呼万唤”之后，被定在单一的地域范围内从事“只贷不存”业务的“草根”银行，终于“春芽”初绽。

　　草根银行“潮涌”

　　事实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最初的统一安排，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省试点设立的金融机构都是“农村小额信贷组织”。从其“只贷不存”运作模式上也可以看出，小额信贷组织既非金融机构也非企事业单位。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最初的定位是公益性的NGO，但小额信贷组织的市场化生存决定了其商业本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平遥县支行的规划，小额信贷组织先行获得工商营业执照，待发展较完善并到一定规模后，再由银监会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可以说小额信贷组织现阶段是非驴非马的“两不像”机构。

　　浙江省的民间借贷在全国最为发达，其没有被列入小额信贷组织试点省份，另有重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决意组建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就是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将温州套入小额信贷组织试点框架内的原因。从温州市银监局上报的方案来看，其和小额信贷组织运作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即同样是“只贷不存”，只不过面对疾进的城市化，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功能要更加复杂一些。

　　对在平遥试点的小额信贷组织，《山西省NGO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规定了资金来源、贷款运作和风险防范等。其中，资金来源主要有六大途径，即发起人自有资金及财产、国外机构资金、委托人转贷资金、捐赠资金、政府扶贫资金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贷款运作对象为农户(可跨区域)；单笔贷款金额的上限为1万元，而手续要简便；实行市场化利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以无偿援助、捐赠资金等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防范运作中的风险，原则上对小额贷款损失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偿(初步考虑为20%)。

　　温州市银监局上报的《在温州试点“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课题，则建议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联合银行、担保公司提供贷款；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法人机构入股，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入股，同业拆借——主要是邮政储蓄部分，民间个人委托贷款业务，条件允许时可发行企业债。如果发展顺利，下一步再考虑吸收百万元以上的个人大额存款。

　　除这些省份之外，包括广东在内的另一些地区也直陈央行和中国银监会，希望在本地设立类似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和小额信贷组织的“两不像”机构。不同地区不约而同的准备这样做，无不是希望借此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打通融资渠道。

　　事实上，2005年10月温州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当地272家企业的调查就显示，68家资金紧张的企业，皆因手续烦琐且条件苛刻而无法获得金融系统的贷款帮助，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

　　“银行显然觉得不值得为中小企业如此费力。”长期从事民间金融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元红告诉《商务周刊》，“很多地方的资金需求和供给规模都非常小，其实让正规金融机构去做确实不划算。”既然中央一再表示要支持非公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部门自然希望，没有这种不良癖好的“两不像”机构能够带来新气象。

　　据温州市银监局人士透露，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很可能由中瑞财团去实际操作。自2004年6月成立后，由温州9家民营企业巨头组建的中瑞财团四处碰壁，目前能够开展的业务基本局限在房地产上，因而被学者称之为“温州最大的炒房团”。

　　其实，筹集和调动1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金，才是这9家民营企业老板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其中的4家就还曾希冀发起设立建华民营银行。在收到建华银行的设立申请后，温州市银监局根本就没有再往上层提交，而让中瑞财团操刀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既遂了其涉足金融的心愿，又能够部分地填补双重压抑形成的金融漏洞。

　　点心和正餐

　　仍在进行中的宏观调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贷款大量向少数大企业倾斜。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第三季度末，温州全市亿元以上大户贷款增加额占全部贷款的43.3%，远高于年初时24.5%的比重。

　　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程蕾告诉《商务周刊》，据其研究发现，温州80%以上的资金掌握在四大商业银行手中，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即使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温州，产值不到当地GDP6%的国有部门，获得的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而产值占90%以上的非公经济所得到的贷款却不到7%——可以说温州的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包括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基本上都没有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融资问题，民间借贷对民营企业的贡献大于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资金。

　　“几乎100%的温州民营企业都是借高利贷度过创业阶段的。”具有多年基层官员背景的德力西集团董事会助理、高级顾问卢友中告诉《商务周刊》，银行在“十五大”前根本谈不上给民营企业贷款，唯一的来源就是民间借贷。而目前资产超过30亿元的德力西集团，当初几何级数增长的转折点，就来自用月息达30%的30万元高利贷办起的国内民营企业第一家热继电器检测室。

　　浙江如此，全国情况就更好不到哪里去。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消息显示，虽然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但拒贷额高达56.1%，民营中小企业很难从正常融资渠道获得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抽样调查发现，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依赖性越强：西部6省中小企业43.18%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中部为39.8%，东部最低为33.99%；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定点观察的数据也显示，在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的部分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高达71%。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两不像”机构现在为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应运而生，可能仅仅还只是正餐前的一道点心。借此规范在金融漏洞中日长夜大的民间借贷，才是决策部门希望中的正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最新调查统计，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700亿元，直逼当地2000亿元的金融资产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民间投融资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布的 “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课题报告说，截止到2004年末，广东民间融资规模约为1400亿元，虽然仅占同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6.41%，但其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户1482.19亿元短期人民币贷款余额规模相当。

　　由于市场需求巨大，民间借贷甚至大有后来居上味道。温州银监局副局长张震宇曾在一个私人场合说：“在民间和银行的相互关系中，很大程度上是前者左右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温州民间借贷所处的高度市场化环境，直接影响了银行的货币传导、业务经营、信贷投向和定价机制等。”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表示忧虑。“温州银行体系已经自觉地退出了民间借贷大量发生的部分领域，而这种退出还远未结束。”他警告说，一旦出现大范围经济异常，即使银行体系不出或少出问题，“但只要民间金融失灵，同样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正规运作的成本难题

　　与此同时，正规化运作民间金融却困难重重。著名学者茅于轼牵头的龙水头基金会就是典型案例。龙水头基金会位于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1993年时在学者茅于轼支持下设立，并在2001年扩展了湍水头和小寨两个基金会。

　　2005年8月，龙水头基金会的基金存款利率由原来的6%下调为3%；从2006年开始，其贷款利率则由原来的12%调整为15%—18%。扩大利差的目的，为的是缓解运行成本，但这次利率调整，带来的可能是“双刃剑”效果。

　　由于调整后的存款利率接近于农信社，使得本来就为缺少贷款资金来源发愁的基金会吸储能力进一步下降。事实上，存款利率甫一宣布调整，就有村民从基金会撤出了存款，原本冲着6%利率的一些外地人，也中止了异地划拨资金前往的想法。

　　从《商务周刊》手头一份龙水头基金会1993-2001年基本运行情况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管理成本其实并不高。

　　报告显示，按基金5万元规模为基数，管理费每月支付300元，其中200元为管理费，三名工作人员分别抽取总额的52.5%、32.5%和15%作为工资；另外的100元作为基金会运作的杂支。基金每增加或减少1万元，管理费每月相应增加或减少25元。在这7年中，龙水头基金会支取的管理费共13980元，其中4660元为杂支，9320元为管理人员的报酬，而3名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分别只有58.25元、36.06元和16.64元。

　　龙水头基金会的勉力支撑，其实非常正常。从过去的同业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类似的公益性小额贷款组织处境大多举步维艰，国际上也只有大约10%的小额信贷组织能实现自负盈亏，而能够持续盈利的更不会超过1%。

　　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现在担纲贵州省江口县“只贷不存”前期市场容量的调研，他在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发言权。他说：“很多民间金融规模很小，无需固定的成本开支，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一旦正规化，必须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如果承担不了机构化运作的日常成本，就无法继续生存。”

　　在专家们看来，无处不在的民间借贷活动，尽管规模不一，利率也不均衡，但它们总能借助社区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在民间借贷极其发达的温州，放贷手续简易到一般只需写个借条。这种借贷关系至今基本仍旧限制在熟人社会中，在农村的活动半径平均为3个乡镇。熟人关系的无形约束使得借贷人非常注意自己的信用。

　　采访中，《商务周刊》接触到一位戴姓老板，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的压缩机配件厂总投资600万元，自有资金只有120万元，其他都是比银行贷款利息高10%左右的民间借贷。按时归还民间借贷的本息，是戴老板日常经营中的头等大事。他说，“只要有一次不讲信用，自己在这个圈子里就没法再做事了。”

　　由此看来，将民间借贷正规化，“双刃剑”效应几乎无法避免。为抵消机构运作的日常成本，必须将“只贷不存”的资金规模化，而规模化的资金在“我们这些人互相认识”的有限范围内难以施展，反而因向更多的资金提供者支付利息而加重负担。但如果将运作的地域扩大一定的范围，“我们这些人互相认识”就会失去作用力，从而很容易造成坏账的大量出现。

　　除了“两不像”机构自身的运作成本不菲外，对其进行监管的成本也需要引起重视。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向《商务周刊》介绍，我国台湾省的民间金融已经合法化，监管成本相当高。由于民间金融机构成员有限，也非永久性组织，它们一般不会向当局主动披露其活动信息。与直接监管相比，理想的模式是对其间接调控，比如让利率相对自由浮动，从而将风险成本的核算与选择交由市场各方自我完成与承担。但这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用什么吸引民间资金

　　在此过程中，温州试点“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一直试图走出“怪圈”。

　　在原来的方案中，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名字中没有“融资”两个字，但功能则同样是解决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后来发觉“投资公司” 的单纯“投资”功能，容易受到资金规模、风险规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因而追加了“融资”功能。尽管成为了融资者，但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开张后能否筹措到投资所需的资金还是个问题。

　　据分析，在不能吸收民间资金作为存款的情况下，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资金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同业拆借和个人委托贷款，尤其是对个人委托贷款的吸收。但在实际操作中，吸收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受到诸多制约，比如利率限制，比如银行只收手续费而不承担风险，以及委托贷款的个人要缴纳高达27.15%的税收。如此核算下来，委托者的收益只有民间借贷的1/3。

　　尽管吸收大笔个人委托贷款的难度不小，但为贵州省江口县“只贷不存”提供技术及资金援助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副代表汤敏指出，一部分民间资本希望借机走向阳光化，从而达到做大做强的目的。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对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和银行业情况进行了调研，由此撰写的《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报告指出：“温州区域金融结构的关键性特征是突出的二元结构，纵观温州民间金融市场25年的发展脉络，民间金融市场正由持续、快速、活跃的发展，转向增长放缓、停滞和在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逐步边沿化。”

　　温州银监局副局长张震宇研究发现，在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在1980年代时三分天下；到1990年代，三者的比例变成了60：24：16。而从2004年以来的调查发现，三者的比例已经变成了57：37：6。张震宇说，虽然民营企业在资金来源比例中快速下降，但民间资本总量却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多，其中悖论在于民营企业的规模上去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对民间借贷提出了更高级的融资需求，但现有“散兵游勇”式的民间借贷却无法满足。

　　相对监管部门对“只贷不存”机构股东人数不超过5人的限制，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则相对宽松了不少，其规定由温州市辖内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5—10家企业发起设立才行。采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每家股东企业平均出资，股份占比相同并享有同等权益；首期吸收资本金最低为实收人民币5亿元。而对“只贷不存”机构股东人数的严格限制，已有不少专家表示难以理解。

　　何广文说，“只贷不存”机构是股份公司式的机构，而现行《公司法》并没有关于股份公司里股东数量的限制。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也可以高达50家。因此要把商业性的投资吸引到贫困的农村地区去，就要调动起投资者的热情，贫困地区应给出更为优惠的条件，否则就会把很多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试点扼杀掉，或者产生出一些蓄意圈钱的金融怪胎。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倘若出师不利，民间资金的“投诚”意愿自然会湮灭。为此，管理层也正在为“请客”而做打扫房间的准备。央行等机构所作《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研究报告》(初稿)指出，发展小额贷款组织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一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小额贷款组织能依托市场获得较高定价能力，从而通过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来维持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完善法治环境，使贷款在原则上不至于过多强调担保；三是建立信用环境。

　　农村包围城市

　　“突破口”从哪里打开？许多专家和官员对“只贷不存”机构抱以期待。

　　何广文告诉《商务周刊》，“只贷不存”机构纯粹由私人资本构成，所有权和收益权统一、市场化和公司化运作是其最大特点，因此在贷款决策、操作机制和资金效益方面，“只贷不存”机构和农村信用社会完全不同，可以对其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正规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和内部经营机制。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汤敏的共鸣。“很多情况下，竞争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往往会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汤敏说，“农村金融的真空地带很多，可开拓的市场也很多。‘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关键问题，根子在始终缺乏一种长期、稳定、能够不断对农村输血式的机制，其中金融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这次小额贷款组织试点能够成功，将为化解‘三农’困境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

　　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新调整，也可能导致城市金融体系的变革。一些学者希望，近年所热议的民营银行，或许就此能够获得根本性的解禁。因为“两不像”机构的组织模式成型后，其经营经验就比较容易拷贝到城市金融体系中。如真如此，新一轮“农村包围到城市”的金融大变局将会不期而至。

　　事实上，当前的“只贷不存”本身就是设计出来的一个过渡形态。一位参与小额信贷组织方案设计的央行官员透露，此次以市场化为导向发展商业性、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组织，就等于为日后预留空间，“日后一待时机成熟，‘只贷不存’模式就会增加少量吸储的功能，或是提供批发性的贷款资金，甚至转化成小额贷款银行，以便进行更大范围的融资，吸引真正的投资者加入”。

　　温州市银监局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温州不是不可以设立一家完全由非公经济入股的民营银行，只是目前时机尚未成熟。该局担心的是，民营银行的“银行”性质决定其将吸收公众存款，将使温州有限的存款资源争夺变得更加激烈——显然，民营银行仍然没有被看作一个平等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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