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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订单工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明显。淡季时，厂子里的工人没活儿干闲待着；到了旺季，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又不够，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工厂，即使工人连夜加班，也不一定能按时完成订单。
这种情形催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即“临工”，也就是因为赶工需要被厂家临时雇用的工人们。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认为，“临工”和“临工集团”的出现，是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
杨教授并没有对其“理性”的结论作出严密论证。我猜测，大概主要是“临工”们区别于普通工人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他们大都是行业内的熟练工，拥有较高的技术。而他们正是运用优势，跳出固定工厂，干起“临工”，获得了高于普通民工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临工”们不但理性，而且勇于改变自己，很有创新精神。
但是，就全局而言，笔者以为，仅用“理性”来描述“临工集团”的出现并不准确，反而容易模糊公众的认识。“临工”，说到底还是民工，而且是不固定与于某个工厂企业的民工。“临工集团”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很松散。为了一笔临时订单，他们走到一起，成为一个集体，工程完成之后，一手交货、一手领钱，自行解散。他们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纯粹是一种私下行为，没有用工协议，没有劳动合同，与老板之间的报酬谈判、利益之争都是通过“临工头儿”进行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市场的“包工头”——很显然，这意味着“临工”们在工资领取和各项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着不小的潜在风险。
民工们走出家门，打工挣钱，是要养家糊口的，他们的打工常常寄托着一家人生活希望。因此，当高报酬的工作希望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抓住机会是他们本能的反应。这个本能，可能使他们忘记机会背后的风险，或者说来不及考虑风险。在高报酬与高风险的博弈中，他们无法去考虑风险，选择“临工”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更多的是无奈。
尽管，相对于其他民工，“临工”们可能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凭借技术和勇气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但是，缺少了规范的劳务关系，除了预期的报酬，维系“临工集团”的只是感情因素，它们背后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承担着越来越多为境外企业生产加工的任务。可以预见，“临工集团”必然还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何在群体出现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潜在风险并加以制度调节，规范它们的用工方式，当不是一个多余的考虑。无论如何，仅仅依靠个人感情支撑起的劳动合同关系，是行之不远的。
(稿源：红网)
(作者：刘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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