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是否贱卖之争银行是否贱卖谁说了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13日 11:50 《国际融资》

　　导语：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港首次公开发行，之后股价不断攀升。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董事会》杂志执行主编袁剑以及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等纷纷撰文，引出“国有银行贱卖论”，国有银行贱卖的之争由此而发

　　越石　综述

　　国有银行贱卖之争被视为2005年最受关注的争论之一。比起2004年的"郎顾之争"，这场争论似乎少了网民的参与，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较高层次的争论。这场堪称金融改革关键时期的争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是不是被贱卖了

　　在这场争论中持银行被贱卖的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是1.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汇金公司平价购入中行和建行的股权，外资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占了很大的便宜。2.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时，没有对中资银行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和计算。3.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卖方市场的局面。因为外资入股没有竞争者，把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排除在外。在发表上述观点中，以德邦

证券有限公司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的观点最为激烈甚至上升到谁来掌握中国金融的高度。他们认为：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丝毫不顾可能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灾难性后果。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丝毫不顾可能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灾难性后果。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也就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除了它的国防实力外，还因为它掌握着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场，它的金融业，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在全球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份或合资)，有些监管高层还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等等。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招商引资，正可谓引狼入室，不出十年，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廉价获得，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难道是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现代化之路吗？

　　对这种认为国有银行被廉价地贱卖乃至威胁金融安全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当事者都做出了回应，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说："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上市(IPO)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两个环节，虽都涉及定价，但机制、对象、策略有很大不同，两种情况很难直接比较。从定价机制看，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定价是一对一谈判，IPO定价则是公开向国际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推销；从定价对象看，战略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战略投资者愿意与引资企业长期业务合作，共担风险，往往要承诺较长的股票锁定期，承诺竞争回避。公众投资者更多考虑股票投资收益，可能长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机。因此，战略投资者在IPO前入资的认股价格一般要低于IPO价格；从定价策略看，引入国际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提高引资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引资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因此，在引资定价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通常都要考虑无形资产的价值。"又说："如果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增加、财务信息不真实，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这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在报社记者时说："交行和汇丰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战略，不能从汇丰赚钱就得出我们亏本的结论。每股1.86元的入股价格，相当于交行2003年末每股净资产的1.76倍，此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市净率最高的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的1.8倍，最低的是花旗银行入股浦发银行的1.54倍，我们的定价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汇丰入股使我行资本充足率及时达标，溢价部分使我行每股净资产上升了0.17元，相应提高了我行IPO的定价基础，汇丰概念对我行IPO的成功和股价后市稳定都起到重大作用。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股价上升受益的不仅是汇丰，国有股的增值更大。应该说，我们和汇丰的合作成效显著。通过合作，交行既引进了资金，更引进了管理、技术、人才和品牌，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与汇丰的合作是符合交通银行长远利益的。" 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回答得更干脆："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不把金融体系整治好，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可能中断，甚至可能遭遇危机。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改变'官商'文化，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有的银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废墟。如果不真正从机制上脱胎换骨，那么国内许多银行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不能够为正值，反之可能为负值。一个负价值的企业或行业，股票是发不出去的，更谈不上卖得贵了还是贱了。"

　　在"银行贱卖"之争中，银行监管层也表态，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央汇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是一项"投资"行为，目的是取得回报，而非仅仅填补建行账面上的窟窿。这项投资迄今已有良好回报，因此国家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银监会对国有银行战略投资人有严格标准，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到，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的机会很少，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中国国有银行做到长期合作、互利共赢。我们认为国有银行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银行是否贱卖，谁说了算

　　在"银行贱卖"之争中，正反双方各有各的说法，特别是在所谓入股价格上定价上也各有各的标准，以致这场争论让外行人看了，不好判断，甚至一些记者像对待所有争论那样，说上一句：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质疑声不是空穴来风，言外之意，不管反方的声音多么明确，贱卖是逃脱不了的。其实，尽管反对方的声音明确而迅速，但是质疑声仍不断。

　　于是又有记者说："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不能由力推国有银行股改的当事者和身在国有银行其中，具体进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说了算。而应该由诸如国家审计署以及一些权威、中立的咨询评估机构说了算。因此，笔者希望国家审计署尽快把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问题列入审计的议事日程，早进行审计，早给百姓一个答案。 "对此，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公开场合指出，金融领域案件多，涉案金额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内部风险控制不当，但还有相当部分则是由于内外勾结导致银行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针对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有银行贱卖问题，审计署非常关注此事，但究竟是否贱卖，要通过下一步的审计才能得出结论，届时他会给大家一个答案。但也有中国审计学会有关人士认为，目前金融监管框架是一行三会，而一行三会和他们监管的国有金融机构都列入了审计署的审计范围，但是一行三会本身和审计署就是平级单位，而且彼此还存在职责不清、监督重复等问题，国家审计署的金融审计将是知易行难。

　　每每有争论的时候，人们总是期待着知名和专家学者的声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的银行改革有不小的进步，但国有银行制度性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比如说不良资产比较高，特别是原来政府干预下造成的贷款和国有企业拖欠的贷款等等，外资进来也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外资也承担着一些风险。我们要看到引进战略投资者，人家的品牌也没有算。"又说："上海银行自己算了每股净资产是2.1~2.2元，但是国际金融公司请了毕马威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审计，审计的结果是35亿美元所有者权益里应该剥出20亿美元。这样一算，每股净资产就变成1.07元，差不多减了一半。当然最后经过艰苦的谈判，定了1.41元，总算升了一点。但是不能说，我方还一定要按照2.1元算，这不符合国际标准。"还有一位著名学作者此次也表态，他就是吴敬琏。与郎顾之争时的表态相比，此次吴敬琏是旗帜鲜明，他说："我们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这句话被多家财经媒体刊登，他又说："对建设银行的情况，我觉得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得有道理。第一个投资者如果不进来，后面的价格是上不去的。"吴敬琏的观点显然很有针对性。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进行了募资规模为9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前，建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仅为账面价格的1.2倍，但之后，建行股价不断攀升，目前已经上升为账面价格的约2.7倍。吴敬琏继续说："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这样一个银行让投资者怎么信赖呢？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吴敬琏也指出，"到现在为止，银行改革做得相当不错，但之后能不能使银行脱胎换骨，能不能真正给投资者最大的回报，是问题的关键。"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关键在于转让程序合理这就是国有资产转让的特别之处。我的看法，首先要解决程序合理性问题。这就是要问清楚，究竟经过何种程序才能确认国有资产的转让之价是合理的？现行体制本来就提供了一套程序，即政府及其委托的部门和机构全权处理国资转让。国有机构到境外上市并不是2005年才开始的，从来都是政府主导和审批。现在起了争议，首先要问是继续坚持原来的程序，还是另起炉灶，还是部分更换或修订？如果回避程序问题，却因为争议四起而增加了非程序化的影响，那可能是一种什么结局？13亿人的泱泱大国，有见解的何其多也。就是区区在下，对银行出售怎么会没有个人之见？实不相瞒，愚见以为这两间国有银行卖得实在够贵的。想想呀，临近上市，一间银行的董事长闹出腐败丑闻，另外一间爆出10亿存款"蒸发"的消息！要不是"捆绑销售"--两间银行的股权连同容量巨大、开放程度不足的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入机会一起售出--单从银行论，就难卖出去。我不认为自己的看法特别有分量。重要的也不是任何一种看法--贱卖、没有贱卖、贵卖--而是经由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处理国人之间难免的意见分歧。 "

　　"银行贱卖"之争说明了什么？

　　国有银行究竟有没有贱卖，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也许争论双方在论述的过程中都有合理的成分，或许我们只有在银行改革真正显出结果的时候再来看着这场争论也许更好些一些。但是，有一点是今后一段时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国有银行如何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开放推动我们的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这在银行改革上已经初步得到佐证，对此，力推战略投资的一种解释是：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在这个问题是不存在"走偏"或者有失公正的问题，《每日新闻》的一篇题为《国有银行贱卖是一场复杂的利益之争》，就表示了这份担心，指出：获利不应该受到谴责，只要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问题是，各类市场主体，不论国资、民资，不论内资、外资，理应一体获利。在这一点上，显然不能说我们的引入投资者是完全公平的。这一不公平，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进入是否人为设限，二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所举的论据是否有误导的成分？本文还引用了巴曙松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可能为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作了一个注解。但我们要问的是，把问题拿到体制外解决，"偏宠"外资---偏离了公平的程序原则，是否能真正达到国内银行"脱胎换骨"的目的呢？

　　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那样，银行是否被贱卖，一时间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人们注意到：争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从金融发展的前景来看待银行改革。可见，这场争论的内涵远远超过是不是要有一个是与否的结论。人民网刊发一篇文章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概括，这篇题《国有银行改革："贱卖"之争凸显改革之难》。文章说这场争论，远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有谁可以精算一笔账，证明某家银行就没有一点贱卖的成分，或者说一定被"贱卖"？更何况，国有银行改革还有一些"大账"，恐怕是难以用数据进行具体计算和分析的，比方说改革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路径成本等又该如何计算？重要的是，又如何高屋建瓴地做出既符合眼前利益、又服从于长远战略的选择和判断呢？银行"贱卖论"之争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国有银行改革攻坚之复杂、之艰难，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人们，金融改革等不得也急不得，对于种种可能出现的失误甚至是风险，应以殚精竭虑之心充分评估，应以如履薄冰之心小心操作。但是，它却不能引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困难已大到难以克服，市场化改革的路走错了。一句话，国有银行改革既需要大智慧、大魄力，也需要大胸怀、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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