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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文平
今天30岁的年轻人，45年后或许会发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要比今人想象的狭窄。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歌声嘹亮的时候，我们不怀恶意地道出这样的假设，并非刻意地向描绘未来美好生活的“报告”吐口水，而是诚恳地提醒那些可能会陶醉于远景的人们，应对现代化的艰难做更为充分的估量，有的放矢地扫除现代化的路障。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恰如唤醒冬虫的春雷，给蛰居在现代化谷底的穷苦人无限鼓舞。虽然看懂中国科学院专业报告的人不太多，但太多的人通过传媒通俗的解读，简单地知悉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勾勒的前景：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中等发达社会，人均预期寿命逾八十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最低月薪相当于2002年时1300美金的购买力，绝对贫困和童工率下降到零。
回首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迷失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酸甜苦辣，稍有历史情感的人，都不会对这份报告无动于衷。即便是那些被失业的威胁追得四处奔跑的“40、50人员”，或者是免除农业税后急急返乡务农的民工，抑或漂流在城市底层灵魂无处可归的打工者的“第二代”。我们的血没有冷却，我们的心灵当然也会为现代化的明天而兴奋莫名。然而，我们还是愿意小心翼翼地，用现代化的共识，与欢呼中国将由乡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人们一起，理性地研探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说，为了理论上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的兑现，我们还要做哪些准备。
现代化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的内涵中，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当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要件。对照真真切切的中国现实，没有偏见的眼睛，一定会瞧见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如何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单纯提升每亩稻谷的斤两，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弭困扰中国百年的“三农问题”。追求现代化，我们还必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民进城。我们注意到，中国已有若干省市拆除了城乡户籍制度的篱笆墙，可城市居民的国家福利尚不能一视同仁地降临到农民的头上。虽然农业税寿终正寝，绑在农民身上的“身份性贡赋”被中央政府急速清除，可我们并没有彻底地砸碎身份的枷锁。不久前，第一个废除暂住证的沈阳，又将那张暗含身份歧视的证件塞给进城的农民。倘若城乡二元体制的“死结”不能顺利解开，“报告”中预言的5亿农民进城还将面临如何进城的进一步追问？
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没有9亿农民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群体概念的“中国人”又如何走向现代化？当下，考虑到教育是现代化必经之路的中央政府，已着手偿还义务教育的历史欠账，用“免费教育”替代“义务教育”。可高等教育呢？想想10年也不易攒足的上大学的成本，有多少农民敢于鼓励自己的子女冲刺“非义务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可是，如果不能让农民拥有和其他集团平等的政治地位，怎样不留痕迹地医治梁漱溟等人70年前指称的“愚、弱、贫、私”四大顽症？1985年，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曾建议重建农会。20年过去了，我们只成立了农产品协会。
许多年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憧憬未来现代化的人们，让我们一起重温这句故纸堆中的故人故言吧，请不要忌讳或许逆耳的言辞，请相信，只有像我们的总理那样不讳言来路的崎岖，有勇气直面未来的急流险滩，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间才有可能缩短，现代化的道路才可能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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