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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风
2月7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其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用预测数据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现代化中国的美丽前景。
然而，就在春节前，数十名经济学家在另一个会议上用扎实的数据向人们展示了一
幅现实图景：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恶化。有专家估计，1995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比1988年上升了12%。这一趋势近年来没有好转迹象，2004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农村。显然，要实现前一个现代化目标，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专家们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新出现的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的失业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
显然，城镇贫困问题恶化与体制改革之不够周全、社会转型之不够协调有关。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下岗失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导致其生计没有着落；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着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财政补贴政策也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财政补贴未能覆盖真正的贫困群体。
但上述缺失最多只是意味着政府的保障不足，事实上，贫困问题趋于严重的最大症结则在于，被旧体制甩出来的城市人口，或者刚刚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无法重新找到工作岗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无法通过劳动改善自己的境遇。
导致上述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岗位供应严重失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权力导向、投资驱动型的，各级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几乎毫无例外地偏好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看起来比较现代的产业，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地超前提升。这些年来，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服务业增长速度，即便是在服务业内部，政府眼睛也盯着银行、证券、保险、大型超级市场等等行业。这种政策人为地导致了劳动力被机器和资本不合理地排挤，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整体分配格局也不合理地向资本——尤其是境外资本——向政府倾斜。这种增长模式导致的结果是，GDP高速增长，但就业岗位的增长却远低于此，经济增长的收益当然难以被普通民众享受。拔苗助长式的产业升级和好大喜功式的现代化，要为城市贫困问题承担一部分责任。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高调提出“社会现代化”概念，可谓切中要害。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已。而手段有好坏之分，今天，如果要通往专家们所描述的那个美丽新世界，就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内寻求好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种增长方式应当“以人为本”，应当是民众福利导向，而不是官员政绩导向或GDP导向。有些人士希望用高速度来维持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水平，但事实证明，速度导向的增长方式的就业岗位产出率必然是低下的。需要摆脱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放弃以GDP为中心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减少政府权力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政府也应当尊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鼓励民众自行创业。
在此基础上，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才能够奏效。考虑到大量城镇贫困人口是由体制转轨被旧体制甩包袱造成的，是旧体制的遗留问题，因而，应当用原有体制积累的财富弥补其福利支出缺口，为那些被旧体制甩出来的人提供有保障的福利。政府应该严肃地考虑，用出售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所得及国有企业上交的剩余，补充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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