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统计局表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将启用新的权数，因为今年适逢5年一次的CPI八大类权重调整。在新的权重中，食品类权重有所下调，而居住和服务类权重则有所上升，并且上网费、物业管理费、教育软件开支纳入作为新增变量纳入CPI统计样本，商品房价格仍将不会被列入CPI目录，而商品房价格不被纳入是CPI饱受诟病、被部分学者认为CPI已经绝对失真的一个主要原因。
坦白地说，不将房地产价格纳入CPI考核是严肃而诚实的学理要求，并非是一种无端漠视的智短。CPI统计的大多为短期消费类，而房地产购买是服从于人们的“生命周期假说”，对整个人一生的储蓄和消费构成了重大影响，因而归于投资行为，不能计入当期消费(CPI统计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将当年的房租折合为整个房地产购买的当期消费)，美欧都是这样做的，如果说他们的CPI也失真则是很难讲通的。
但是，中国的CPI确实存在很大的信息模糊问题。因为CPI被粮食等食品价格左右很明显，并且对能源消费非常不敏感。例如粮食价格一旦上升1%，那么CPI就会上涨0.4%左右。最近几年，中国的粮食市场价格总体看是稳中有跌的。而油惊骇上升，但因为权重仅为1.2%，几乎对CPI无甚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形而上的原因，我们一直定义自己为“较大的恩格尔系数”国家(吃穿占家庭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温饱问题排在序列的前头；形而下的原因是，我们的能源价格存在着管制，累积着庞大的非市场型因素，短缺程度无法反映在价格里，故而无法很清晰地纳入到CPI的样本篮子里，自然，统计部门只好采取了一种“比重轻视”的策略：用一种影子价格和比重来拟定实际发生的价格和比重。“比重轻视”的结果是，这些涨幅奇高的项目让国计民生感到难堪，CPI却置若罔闻纹丝不动。
在对国家统计局的CPI计算公式做合理的辩护之后，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今后几年CPI统计要做剧烈的变动和调整。尤其对于一个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正在进入经济重型化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变化将异常迅猛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这一点是有历史经验的。无论前苏联还是巴西，都在类似这个阶段发生了统计学上的重大改革。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CPI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两项经济指标分别为GDP和CPI，前者是反映国家的产出能力，后者反映的是人民生活质量(物价水平)。正确而清晰地反映它们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趣的是，我国这两项指标在今年之初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GDP低估高达16.8%已被纠正，CPI的权重调整也正在进行。传统延续下来，CPI一直是央行利率的重要参考，也是通缩通胀的风向标。
例如，日本的复苏过程就吃尽了CPI烟雾的苦头。日本学者Kenn Ariga和 Kenji Matsui在2003年出版的论文《误测CPI》(论文名字为：Mismeasurement of the CPI)就讲述了日本CPI错误的计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CPI样本调整得太过于缓慢、没有将新的因素变化纳入其中、对房地产和医疗的因素如何恰当地处理存在着分歧和保守主义心理。日本十几年衰退期央行缩手缩脚的一个很大的注脚就是CPI反映衰退的力度不够，官方对其统计的CPI一直喜忧参半患得患失，CPI小有增长就总处于一种盲目乐观，总以为存在着通缩退潮经济复苏的机会，在政策上进二退一反衰退不够凶狠和坚决。而现在小泉内阁已经告诫日本央行的福井俊彦，不要再为最近CPI的小小升势而庆幸，不要在没有完成反通缩任务就开始为通胀担心。福井俊彦似乎接受了内阁的施压，至少，他已经答应维持零利率的决心短期不变。
于是，对CPI的单独观察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此前，我们一直困惑于PPI和CPI的传导不畅的问题，甚至以为这种数字背离是常态，但实际上，相信只要优化CPI的统计模型，那么这种传导必然会发生。另外，我们要学会用WPI、PPI甚至GDP平减指数来确定CPI的真实偏差，或者将这些数字间的差异给予单独提取出来思考。而这正是美联储的做法，格林斯潘从来不是CPI的奴隶，而是各种综合指标的主人。
国家统计局CPI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在今年展现出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市场“加息”预期会重新增强，央行也会再次收紧货币供应量，可以推测，央行操作重新回归了“回笼货币资金”的方向，而且回笼规模也逐渐加大。这从最近央行频繁天量地回笼货币已经得到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未必是“宽货币，紧信贷”。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