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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春节刚过，关于民工荒的消息再次传来，而且情况看来还挺严重。经济参考报的报道说，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全线告急。在福州市刚刚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近六万个农民工岗位乏人问津，而去年从青海批量输往泉州的400多位农民工到目前为止稳定率不足三分之一，沿海企业招工难、留工难的现象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据新华网图片报道，2月7日，在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外等候前来招工的民工多得不得了，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心情十分焦躁。报道说，每年春节前夕，由于大批民工返乡造成浙江各地企业出现“民工荒”。但是一些用工需求较大的地区未雨绸缪，由政府和企业组织到劳务输出地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招聘，又导致今年春节后大批自发来浙江的民工找工作难。自2月4日开始，涌进杭州劳动力市场找工的民工每天都在增加，最多的一天达到万人，但最后达成工作意向的也仅占约三成。
其实，中国现在还有近两亿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任何所谓的“民工荒”都不过是局部的，暂时性的调度问题而已，不用大惊小怪。倒是可由此引发一些思考，比如说民工的待遇问题，地区差异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完善问题等等确有一些价值。这样的讨论由来已久，现在应该深入一步，进入到解决问题的阶段了。
关于民工的待遇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上，工资和加班费用等等，其二是身份上的，社会如何平等对待的问题。民工荒的部分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待遇太低。这是市场经济在劳动力供需方面发挥作用的结果，供大于求，整个社会结构如此。民工荒的发生或许对解决这些局部地区的问题有点帮助，但却不可能扭转大势。
最近讨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更深入地涉及到这一点，很多人看到了穷人阶层走向富裕的种种障碍，各种综合因素甚至决定了他们想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劳动技能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使得这个阶层的人陷入一种意识上绝望状态，这种原本就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人口流动可能会更加盲目，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善意引导所起到的作用也可能会越来越弱化，这种趋势十分危险。
所以国家应该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有科学研究机构提出各种设想。包括中科院的一个课题组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五亿农民进城，再让六亿人出城进入郊区的设想。这个设想，有没有可能很不确定，不过，解决问题要从这样一个大的视角来进行，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我们设想，或许，正像中国经过改革开放逐渐地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一样，我们也应该考虑把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国内进行一次大的转移。中国为什么会成世界工厂，主因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那么后来为什么逐渐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呢？原因也很清楚，这些地区相对发达，交通，文化和政策方面的条件都相对优越，于是才出现了四川、河南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涌向东部的民工潮。
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多变化，国家下了很大力气解决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收到了很大成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改变政策导向的重点，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促成大规模的企业搬迁，那么是不是可以缩短民工潮流动的距离，减轻农民工打工的负担，同时也对中西部发展有更好的作用呢？
要想给民工潮一个好的调度，可能用好的政策来调度企业的分布更有效。或许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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