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磋商：没有破裂即是成功

　　见习记者 马 娟 本报记者 李振华 三亚报道

　　没有阻碍作用就值得保留？

　　主持人：香港峰会呈现出一种“大多数人喝咖啡，少数人谈判”的局面，谈判结束之前，与会各方勉强就一些基本议题达成了一致，将一些最为核心的问题拖延至2006年再谈 ，媒体甚至形容多哈回合谈判仅一息尚存。您对WTO峰会的总体状况如何看待，是悲观还是乐观？

　　陈家强：对于这次香港峰会，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WTO为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至于WTO多边谈判是否有效？很多国家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来谈的，进度很慢，这是WTO的局限性。这次香港峰会关于农产品的问题没有答案和结论，但是定下了时间表，总体还是成功的。

　　雷鼎鸣：WTO成立的目的是要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但是WTO不是一个有效地推动自由贸易的组织，很多的条文，包括反倾销法，不是非常有效。

　　我对自由贸易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对于WTO，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科技与管理的进步使全世界形成不同的供应链，很多国家都连接起来，这需要相当强的贸易能力，所以自由贸易这个潮流不会改变。

　　我对WTO并不乐观的原因在于，加入WTO的国家很多时候是基于其政治利益，而非经济理性。很多国家政客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要维护比较狭窄的利益。以韩国农业为例，韩国一直征收很高的关税，粮食进口税高达124%左右。除了高关税外，还有农业补贴，在过去10年，韩国共补贴农业1000亿美元。1980年韩国大概有3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是7%。正是这7%的少数人剥夺了93%的人口买廉价粮食的自由，多数人买的粮食价格是国际粮食价格的4-7倍。为什么他们能够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人少，利益比较集中，斗争心理很强的，所以政府不能得罪他们。

　　WTO是按照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模式来运作的，所以很难真正推动什么决议，这也体现出WTO的局限性。不过，有了WTO后，国际贸易量增加很多，尽管每次会谈进展很小，但是加起来还是对自由贸易有推动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WTO对全球是有好处的。

　　邱东晓：WTO的前身是1947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GATT)，经过多年谈判，从上世纪60年代降关税问题、70年代反倾销问题、90年代的知识产权问题，比较容易谈的问题都谈完了，剩下都是硬骨头，一两次的会议谈不成。

　　西雅图会谈、坎昆会议什么结果也没有，大家对香港峰会并没有很高的预期。但是此次香港峰会虽然没有一份很好的答案拿出来，但是毕竟没有失败，对农产品的谈判还是可以继续的。

　　WTO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和鼓励贸易的自由流动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尽管WTO本身有很多弊病，但只要不起阻碍作用，是值得保留的。

　　主持人：从整个WTO的谈判框架、谈判机制来看，它是否需要一种更灵活性、有效的方式？

　　雷鼎鸣：虽然各个国家都有反对WTO的声音，但是WTO也有其长处。假如大家通过某项决议后，实施起来会比双边谈判要方便的多。

　　为什么WTO会有这么多吵吵闹闹？除了利益集团不同外，还有历史背景。因为WTO有一个仲裁机构，不同的国家可以去投诉，其中反倾销问题是最大败笔。每年大约300多起投诉中，有九成是反倾销投诉。很多反倾销投诉是很荒谬的。说你倾销，但投诉者不用提供证据。在早期的时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接着是日本提出投诉，即主要是北向南提出投诉。最近几年，这个情况完全改变。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也开始投诉发达国家倾销。所以WTO成了国家间斗争的场合。大家都在选择策略，先投诉再说，大家谈不成，最后总有另外一条出路，即所谓出现的自由贸易协议(FTA)。2003年全世界约有130多个FTA ，在区域内签署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有些国家间也签署了互不投诉的协议，假如WTO不行的话，还可以依赖扩大化的FTA。

　　邱东晓：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贸易面临着难题，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使国际贸易得到保障。WTO成立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一国加入了这个组织，违反了这个组织某个协定的话，他组织成员就可以一起惩罚它。所以看待WTO，不能只看谈判有多大的进展，就算没有进展，当出现这个贸易纠纷的时候，它还可以帮助一些国家。

　　WTO的机制是无论大国小国“一国一票”，这从理论上来讲是公平的。但是不好的一面就是很难达成共识。但是从实际的历史经验来看，WTO机制并不是无效的。因为并不存在某一小国阻碍一项协议的情况发生，也不存在149个国家有149种不同观点的协议，基本上都是观点两边分布，即南北阵营的对抗。

　　崔冠杰：此次香港峰会上，很多小国家认为会谈被欧美日等操纵，他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不太热心，对会议结果也没有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也不反对。此次峰会的主题有点敏感，没有产生破裂就是很成功的。WTO要解决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南北差异掩盖了南南争端

　　主持人：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但现在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此次香港会议，韩国农民就在会场之外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示威活动，一些弱势群体没有从贸易自由中获得改善，相反状况恶化。您如何看待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这是不是贸易全球化本身不可消除的影响？

　　雷鼎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假如你搞保护主义，我搞开放，好像我吃亏一点。但是也并不必然。以香港为例，除了汽油、烟、酒几种商品以外，香港是没有关税的。香港并没有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自己的特色和吸引力所在。所以，其实很多所谓的让步和更加开放，并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吃亏，可能会更好。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方面出现问题，会怪罪到自由贸易头上，这是不对的。从韩国的情况看，很多人认为韩国农业不搞保护的话，经济就会垮掉。但是从历史来看，经济起飞以前，韩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且人均耕地只有0.04公顷，不及美国的1/15，如果拿一个韩国农民与一个美国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来比，美国大概是韩国的七八十倍，所以韩国农民穷是必然的。WTO带来的国际贸易帮助了他们，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吸收农业人口、发展经济。但是在粮食上，韩国采取保护主义，不允许国外粮食进来，而采取多施肥的方法用少量土地维持全国人的粮食需求。但是大量施用化肥造成了环境破坏，且成本越来越高，生产力很难进步，即使有大量补贴，农民还是很穷。其实韩国大力发展优势工业的话，创造的劳动机会肯定会吸收全部农业人口，但是现在韩国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只会拖住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邱东晓：大家不要对WTO期望太高，WTO每次推动一点都是不易的，并不是说只有达到完全的自由贸易才是它的成功。另外WTO的谈判机制，现在我们看不到很大的进步，是否每次都需要去改变它，我觉得不必要。WTO不一定要建成一种机制，达到一个什么结果，这不一定是好事。

　　主持人：冷战时期，美国将贸易自由化当作加强全球民主建设的途径加以推进。但冷战结束之后，正是美国这些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开始在很多领域重新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这种戏剧化的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邱东晓：发展到今天是很自然的。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只包括工业，不包含农业、服务业。工业产品里面

纺织品也不在其内。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工业产品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农业产品。那时候谈的关税减让，是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之间的。那个时候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工业生产能力，发达国家也不需要进行保护；而且当时国际贸易太少，发展中国家开不开放对发达国家并不重要。所以，那时的谈判基本上是限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业产品上。但是，到80年代经过六轮、七轮的谈判，工业产品关税已经降到3%-4%了，没有再降的空间，发达国家一定要拓展新的产品，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这时候原来没有包括在内的服务业、纺织品、农业等剩下的硬骨头要放进去谈。另外，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市场已经很大。发达国家不希望看到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希望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

　　王中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在贸易上采取的就是保护主义，用进口替代、

汇率的方式，先把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再慢慢开放，改善产品的环境，包括农业、工业、汽车业等等。我想，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开放以后怎么办？生产还能做成吗？有一个比喻，WTO好像是140多个人，在一起发明一种新的游戏，这些人有的手长脚短，有脚长手短，还有人左手长右脚短，研究一个适合大家玩球的方式当然会有很多麻烦。更复杂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手短的会变得手长，那个脚长的可能又变短了。

　　主持人：除了发达国家立场的转变，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彼此之间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壁垒，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波特曼声称“发展中国家约70%的进口关税都缴纳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南北差异掩盖了南南争端，南南问题现在的状况如何？未来会走向何方？

　　雷鼎鸣：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是很厉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贪污腐败严重。贪污腐败的出现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但是真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里面是不可能出现贪污腐败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官员是依靠其特权而收钱的，有关税的话，他才能有油水，关税牵扯到权力，取消了关税，他们的活路就丢掉了。

　　另一方面，以香港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香港在50年代工业水平很低，很多手工作坊式的小工厂，没有规模，没有技术。但是这种低档的生产依靠密集的劳动力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资金。所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根据发挥现有阶段的比较优势，现在搞不了的产业以后来搞。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要害怕开放市场，也不要害怕自由贸易。一个富国如果要把产品出口到一个穷国，其前提是该穷国有钱可付，所以穷国应能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各取所需。没有哪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仅仅依靠输出自然资源，来维持经济实力的。假如一个国家永远都依靠输出维持经济的话，那是肯定不会长久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不了，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西非很多国家根本不懂的利用贸易，国内战争动乱不休，这不能怪罪到自由贸易头上。

　　崔冠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WTO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拿中亚国家为例，哈萨克斯坦非常赞成加入WTO，认为经济发展了就需要贸易自由化；而塔吉克斯坦很穷，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这其实反映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比较赞成贸易自由化，而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的就不愿意开放市场。

　　其实，真正构成南南矛盾的是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同的国家，因为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贸易摩擦和矛盾。而南北国家之间，分工是非常明确，矛盾不大。可能服务业开放后会有一些矛盾，在制造业内也可能会有一些矛盾。

　　怎么解决呢？应该先解决区域性产业分工问题、产业链合作分工问题，这是一个互补性的合作。通过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区域投资便利化，来实现区域的互补。这可能是解决WTO平台上发展中国家矛盾的根本症结。

　　区域贸易：WTO的朋友还是敌人？

　　主持人：与WTO谈判举步维艰相对应的是，各国正在加速签订各种双边贸易协定。不但日本、新加坡等国带头参与，中国也逐渐投身于此。有专家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双边协议的大量出现将大幅度抬升国际业务成本，而且将造成强国欺凌弱国。请问各位对此怎么看？会不会导致未来WTO慢慢地失去自己应有的作用？

　　邓少青：现在双边谈判增多，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谈判，双边谈判的成本低、效率高、注重区域优势互补与共同盈利，以及出现矛盾时较易于解决。

　　我认为，区域贸易谈判对全球贸易和WTO能够产生有利影响。首先，通过区域谈判形成的区域经济体制，会使整个区域经济得到提高，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才可能缩小。其次，通过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区域之间达成共识之后，有可能在全球形成一些大的共识。再次，区域之间从原有的单边向多边发展，经济自由度也得到提高，由此带来的好处，会使国家对区域经济充满信心，从而推动将来进入全球经济实体。

　　雷鼎鸣：区域性组织是很有好处的。因为WTO不是一个推动贸易很有效的组织，才会出现FTA。FTA可能对WTO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在WTO里面谈不成的议题，就可以诉诸FTA。

　　邱东晓：几个国家成立自由贸易区，其影响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有两个：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贸易创造是指因为两个国家成立区域贸易区，降低关税后，两个国家的贸易就更加自由，从而两个国家自愿增加贸易量，这是双赢的，是一个好事情。

　　贸易转移就是某国本来从一国进口商品，该国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但是如果与另一国签署区域贸易协议，关税很低，那么该国肯定会把贸易转移到这个关税低的国家进行。这种贸易转移是不好的。从全球的生产来讲，从一个低成本的地方，转移到高成本的地方进行贸易，效率就会损失。所以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都有这两种结果同时出现。实践证明贸易创造要比贸易转移的作用大很多。

　　就WTO与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来说，WTO很不愿意看到自由贸易区的存在，因为自由贸易区的最优惠国待遇是与WTO相矛盾的，自由贸易区的产生，使得这些国家对WTO的全球贸易谈判就不重视了。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区出现的话，WTO谈判会更加容易取得成功。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观点，现实恰恰是相反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存在自由贸易区，正是由于WTO难于取得进展，大家才转向自由贸易区。我赞成自由贸易区与WTO是一种桥梁关系的看法。

　　中国的角色

　　主持人：10年前，美国、日本、欧洲和加拿大在世贸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巴西和印度的话语权正在日益增大。中国加入WTO四年，至今仍然远远没有巴西和印度活跃，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就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最后却被中国婉拒，其中原因何在？中国是否应增加发言权？

　　邱东晓：我觉得，中国加入WTO只有四年的时间，保持低调是比较适当的。因为中国入世时承诺了很多条件，而且很多条款又有模糊性，比如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在欧美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如果此时过多的反对他们，他们可能借此对我国出口进行惩罚。在这种威胁之下，不能与他们的距离拉的太远。

　　其实在两年前的坎昆会议上，中国已经起了一些领导作用。当时中国和巴西、印度等20多个国家一起努力，避免了通过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条款。这次香港峰会中国并没有起领导作用，但是我觉得将来中国应该会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一定的声音。因为WTO的谈判不仅是谈判是否成功的问题，每次议题的确定也很重要。小国可以否定谈判的决议，但是不能把想表达的观点提上去，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其实在这次香港峰会之前，东南亚有一个会议，东南亚国家就谈了他们对香港峰会的看法，他们自己已经有共识了。这在发展中国家少，不像发达国家，在开会之前，美国已经到欧盟去谈了。如果在开会之前发展中国家就达成共识的话，会谈就变成了双方的谈判，而不是几十种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卫筱慧：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是逐渐开放的，开放的速度高于入世承诺。但是，中国处于过渡期间，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运用国际贸易准则来保护自己的能力还比较差，国内人才培养也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政府是否具备了开放之后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邓少青：中国是否起领导作用，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时机，一个是会议议题。时机有政治时机和经济时机。

　　经济时机来看，目前

中国经济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已经加入WTO，本身还有一些承诺没有兑现，正在一步一步的实行，这个经济的时机也不允许中国以更高的姿态来说话。

　　在议题方面，这次WTO的议题，发达国家希望更多的是市场准入。但是这个议题对于中国目前来说尚不适合高调回应。所以在这个议题中，中国政府不太好以更高的姿态来发表一些问题。

　　所以从长远来说，中国会在一些合适的时机，代表发展中国家，站在一个更高的舞台上来说话。

　　崔冠杰：WTO对我国有什么样的机遇？中国在这方面就有两个态度：首先，WTO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国提出的问题在WTO框架内都得到了解决，对我国的企业来讲，是大有好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代表他们发言，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利用好WTO的舞台，因为中国加入WTO仅四年，还是一个小学生，可能要等五、六年以后，我们具备一定发言权、影响力后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能挑头。

　　其次，我们倡导区域化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并存。中国在推动区域化的同时，希望与世界上所有的大区域组织建立双边合作，比如中非论坛、中阿论坛、中加论坛等大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以此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这种大趋势是肯定的，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我们也不希望得罪发展中国家，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另外，在多极化的今天，政治多极化必然带来经济的多极化，中国应该成为其中一极。这一极要发挥作用的话，不仅仅局限在亚洲区域内，而应该是世界范围的，在这个角度上，WTO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舞台。

　　雷鼎鸣：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的GDP究竟是多少？假如用官方汇率来算，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7、1/8左右，在全世界排第六。但是有一种算法是，中国的GDP等于美国的60%。中国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这就好比赛车，如果你离前面的车子很远，就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离很近则可能遭到封杀堵截。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从经济利益来看，中国经济越好，对美国越有利。美国经济越好，对中国也越有利。但是从政治上，美国则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中美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也不会太糟糕。所以，中国有时候很低调的做法是有原因的。

　　邱东晓：中国如何提高企业素质融入世界竞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被反倾销的案子？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去应诉。1997年的时候，国家经贸委搞了一个全国的培训，但只有13个人去报名，大家都不知道反倾销怎么一回事。其实后来在关于加拿大的挡风玻璃，还有打火机、彩电等很多投诉，去应诉的话都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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