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会 已不是局外人

　　文/毛寿龙

　　2005年1至10月份，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达1696.28万人次，规模空前； 2005年12月初，中国第三批维和警察被派往海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前者表明中国已经向世界的开放水平又上升了一个阶梯；后者表明中国正在为全球化的世界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全球化不仅没有让中国的国内产业和内部市场受到冲击而崩溃，反而使中国的产业和市场更加富有竞争力：中国从轻纺织业受到冲击，转而成为轻纺织业的出口国；化妆品业、彩电业等受到冲击，现在中国成为国际竞争大国；最近几年，中国汽车业受到冲击最为猛烈，但中国汽车业反而开始走出国门，并且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汽车生产国。而中国的教育，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正在逐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从经济上来说，全球化已经给中国提供了2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机会。与这种经济奇迹相比，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反而微不足道了。全球化，不仅让中国进入温饱社会，而且开始进入小康社会。

　　很多人认为，由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未形成，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因为从经济上来看，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分工和竞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产品单一，出口为初级产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短缺，市场体系不完善，投资和储蓄率低，外债负担沉重。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居于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处于下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然会输。

　　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技术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的发达国家竞争，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劣势境地，其国内产业和内部市场将会受到冲击。

　　不过，中国的经验表明，全球化虽然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挑战，但很多往往是发展的机会，也为进一步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新途径。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资金匮乏，但全球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稀缺资金。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不高，全球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低下，全球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和动力。

　　非但如此，中国给世界好像带来了挑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回应来自中国的全球化挑战：

西班牙人开始烧温州的鞋；法国人开始袭击中国商人；欧盟和美国都要求中国限制

纺织品出口，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进行反倾销；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能源全球战略保持警惕；很多国家提高食品安全标准，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等等。

　　中国所面对的机会和挑战，是多方面的。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呢？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技术层面，中国必须正确面对全球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受益国，自然也会是全球化的全面推动者。但面对全球化，也并不是没有问题。

　　比如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农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的主体农业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尚未发展成高知识、高资金、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这导致中国农业面对全球化处于劣势的境地。

　　中国实行城乡分治，农村的宅基地不能买卖，农村的土地无法进入市场，结果就是农村的固定资产缺乏市场化增值的空间，农业也很难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要用足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必然要改善农业发展的财产权基础。

　　中国的金融服务业目前尚处于改革阶段。从国家垄断走向竞争性服务。在这一进程中，隐含的金融问题很可能因此而爆发。如何在走向竞争中解决金融问题，给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也是一个技术性的挑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何给市场经济提供充足的立法资源，并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而不仅仅强化行政管制，包括环境管制，等等，对行政化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如给财产权以充足的立法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保障，而不仅仅是行政资源的保障，就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激活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给市场经济提供充分的立法和司法的基础，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市场经济，也是一个需要强大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如何给强健的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发达的同样自由的市民社会，这需要给市民以充分的自由，只有这样，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放肆的个人主义才有可能受到来自具有公益色彩的市民社会的约束，并进而减轻政府管制的负担，顺利实现有限政府。

　　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和政府，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在行为上是法治的，在职能上是有限的，在权力上是多中心的，在公共服务上是有效的。成功的政府自身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势必改变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

　　全球化本身的竞争可以迫使理性的政府接受全球性贸易的规则，从而形成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制度竞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各国的企业家可以进入任意国家的政治框架支持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政治力量，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全球贸易，导致交叉的各国政治。最终演进出全球所需要的全球性的政治、法治和伦理的基础。这显然就是笔者多年来所倡导的多中心交迭治理的政治、法治和伦理制度。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无疑也有自己的责任。

　　当然，有人说，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还应该韬光养晦，不宜出面去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否则，全世界会认为中国将威胁他们，给自己制造麻烦。在笔者看来，这样可以让中国在国际上继续搭便车，而不需要全球化的公益物品和服务承担责任，但责任和能力应该是对称的。成长起来的中国，在不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去获得好处。

　　现在，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迅速发展，GDP总量跻身于世界前五位，财政能力也迅速提升。这不仅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也在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不仅要面对国内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也需要面对全球资源对于

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尤其是环境资源的制约。中国不仅要会利用外汇，也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提供支持，人民币也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在货币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逐步结束了粮食受援国的地位，但需要逐步承担起国际援助国，尤其是地区援助国的责任。中国逐步结束了被别人要求开放市场的地位，开始承担要求并推动他国开放经济的责任。中国不仅要保护他国投资者的利益，他国旅游者的权益，还要承担起要求他国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本国旅游者的权益的责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中国将承担起地区大国的重任，也将与主要国家一起，承担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要介入当地的市民社会，并与当地的企业家合作，为营造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法治和伦理框架而努力。无疑，中国政府也需要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利用外交的优势，与世界各国政府合作，为中国商人和旅游者营造政治上更加确定，法律上更加健全，伦理上更加宽容的经济和旅游环境。

　　当然，如何让各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各国的政治家，有积极性去放弃传统的霸权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而用自由、和平、民主、法治的方法去为此而努力呢？

　　瑞典研究全球化的著名学者约翰·诺尔伯格博士最近出版了《为全球化辩护》一书，礼赞了自由市场的好处，礼赞了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其论证通俗易懂，富有智慧，回应了对全球化可能的质疑和挑战，认为机会是实质性的，而挑战只是要求有更多的全球化。不过，很多国家并不这样看。实际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就遇到了各种阻力：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到处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国很多地方受到袭击。这说明，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的同时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诺尔伯格博士认为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对其本国也是有害处的。

　　显然，全球化本身所能够带来的广泛的收益，就是其激励所在。在这一进程中，全球化本身就是建设性的力量。实际上，正是全球化本身提出了对全球化的政治、法治和伦理基础的需求，也正是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政治转变为全球政治，推动了全球法治，以及全球伦理的发展。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收益，远远超过传统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能够带来的收益，才使得其不可阻挡，而且是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全球化。

　　(作者系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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