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郎风暴再起

　　本刊记者/常晟

　　郎咸平所引起的一股旋风与反郎旋风，谁占了上风，目前还不明朗，但这场争论肯定还会旷日持久下去

　　“顾之争”的是与非去年盖棺定论

　　社会讨论中攻守双方的地位也即调转。一年多以前，作为新兴反对派的是郎咸平，他是现行制度的挑战者，是弱者利益的代言人；但随着月前顾雏军一案的尘埃落定，郎咸平在大众心目中的经济学家地位日渐巩固，现在敢向他提出意见的倒成了反方。

　　为何反郎

　　“我反对郎咸平绝不是自我炒作，而是与他存在大是大非的根本冲突。2006年新年刚过，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郎咸平与长虹集团老总赵勇的争论，当时我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跟郎咸平进行一场深入而持久的争论。”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平和的语气间却带着浓烈的火药味，“郎咸平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看法，以及他对各种问题批评的态度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从原来有用事实论证，到最后的没有事实，他进行着生硬而无理地推理，认为10%就一定会变成51%，然后把帽子扣到很高。赵勇和中国企业家面临着改革中各种各样的责任，这些问题我都感觉到他从很多微小的、具体的、细致中的企业发展技术问题，不断上升到经济和政治的根本问题。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希望跟郎咸平做一场讨论。”

　　《国际金融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说：“郎咸平的优势在公司治理这样的微观经济层面，这方面的文章和论断对于中国企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某些言论跨越了他擅长的领域，其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论断有一些偏颇。中国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还需要补课，郎咸平的这些偏颇的观点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或说误导。所以，我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对郎咸平的观点做一个鉴别和平衡。”

　　“郎咸平先生的功劳在于指出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如他所愿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轻易下一个国企效率高、市场化方向错误的判断。如果国人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郎咸平一样，忘记当初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将产权、市场化等一概打入冷宫，固然炫人耳目，其后果却要所有的国民共同承担。这也许是激怒郎咸平反对派的真正原因，几份公司的案卷，否定了历经艰辛的一段历史。”《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叶檀给出这样的分析。

　　著名学者易宪容说：“郎咸平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归罪于市场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提出了银行改革与产权权能无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让少数人获利却让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不应该市场化等观点。我本不愿意与他人争论，因为，我相信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民众有这种能力与智慧，知道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市场的基本作用，我也只好说上几句了。”

　　如何反郎

　　郎咸平的反对者从一开始到现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易宪容、刘吉等人，还有许多国企与上市公司的老总赵勇、李肃等。但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却很少能听到郎咸平的反驳和辩解。

　　1月15日的18∶30，挑战郎咸平的PK台在清华大学创新大厦搭起。可惜的是，郎咸平没有来。“从一开始，主办方就联系郎咸平，他的助理说可以来，但要6万元的出场费，我们告诉他确实没钱，他说没费用不来。” 李肃认为这是一场思想的交锋，和君创业也是国内三甲的咨询公司，自己也算是公司管理界的著名人物。“从开始我们就做过两手准备，他来了我一定认认真真地跟他论辩，他不来我跟网民、观众做一次对话也不是没有意义。”

　　与李肃直接搭擂台的打法不同的是，多数反对者采取了发表文章的方式条分理析地反驳郎咸平的种种观点。

　　2005年12月6日和9日，《国际金融报》连续发表了董少鹏先生的《郎咸平的两个致命错误》、《续谈郎咸平的致命错误》两篇文章，对郎咸平近年来的言论算了一笔总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撰文《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质疑郎咸平的观点。文章表示郎并没有对中国国有企业认真系统调查研究过，“又能对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谈出什么准确而中肯的学术见解？”这样的说法马上招致互联网上连篇累牍地反对。于是，观察家盛大林站出来支持刘吉，指出郎咸平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而是简单地把国资流失的原因归咎为国企改革本身。

　　盛大林说：“郎咸平的很多话颇具迷惑力。在社会不满情绪普遍弥漫的情况下，他的很多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但要厘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反郎什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有个经典的比喻，他说：“现在的国企改革等于说家里很肮脏，请个保姆来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她的了。”盛大林对这个比喻不以为然，他反驳说：“难道‘保姆’就不能咸鱼翻身当老板吗？如果这个‘保姆’在‘清扫完了’之后给‘主人’足够的钱而且通过合法的手续，‘家就变成她的’有何不可呢？近年来，真正的保姆最后做成女老板的人，难道还少吗？绝不是保姆就不能变成主人。关键在于保姆是怎么变成主人的。 ”

　　盛大林认为，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是出在过程和操作上。比如黑箱操作、自买自卖……借改制之名行瓜分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制度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只是技术性的，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郎咸平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自相悖离之处。以他所看重的信托责任而言，事实是，信托责任只靠郎所说的严刑峻法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法律、企业管理层的责任约束和激励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机制，而郎所推崇的国有经济体制恰恰是无法真正建立信托责任的根本原因。

　　董少鹏总结出郎咸平犯的两个错误：一是“路径强迫”；二是“概念绝对化”。

　　从“路径强迫”来看，他的一个典型主张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业上市。这无疑颇令投资者满意，但是，纵观国际市场，成功企业同样会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兼并。从“概念绝对化”来看，郎咸平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目标都是错的，最有煽动性的表达就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句话作为严肃的学术判断显然违背了事实——国企改革的确与工人下岗、银行救济相连，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丰盛、消费品价格稳定、国家税收增加，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受益者。

　　郎咸平所引起的一股旋风与反郎旋风，谁占了上风，目前还不明朗，但争论肯定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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