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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童大焕
不管是在“三农”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我们都不应该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人为地制造假想敌。在任何领域，发展的道路都只能由利益相关人自己做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
示，我国农业以小农经济的基础去照搬欧美模式，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已经导致2.4亿农户利益受损。他说，上世纪90年代农业产业化方案提出后，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抢先低成本上市，而今却风光不再。蓝田、德隆一个个都倒了下去，它们从股市上套了很多钱，却没有多少真正用于农业。数据显示，主营业务为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在深沪两市已近200家，其平均业绩几乎年年低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平均业绩水平，但农副产品近几年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
温铁军认为欧美模式国家每个劳动力对应的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00多倍，而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亘古未变，土地严重短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但必须找到规避这种模式的高成本问题的途径。
温铁军教授在把日韩等东亚模式当作小农经济灵丹妙药的时候，难道忘记了WTO香港部长峰会上东南亚农民的表现吗？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不满。他们高呼反对世贸的口号，说进口粮食过于便宜，他们没有竞争力，他们要争取人权。
据《新民周刊》报道，虽然韩国已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但在农业方面，韩国确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三农”问题——即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很多农民收入不抵债务，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耕种方式。只占全国总人口7%的韩国农民，受到政府全球独有的优待和保护，仍有朝不保夕的破产之虞，正说明传统小农经济已经日落黄昏！中国农民人口更多(占总人口70%)，土地更分散(人均不足1亩)，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极其有限，小农经济的前景无疑更加暗淡。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某一种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根本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模式选择，到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还是人为强加的结果；是农民自发、自觉、自主的选择，还是一些学者和官员想当然的“理想实践”，让农民的利益在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学者的“理论假想”上“不断试错”？一个个假农业之名的骗子公司之所以风生水起如鱼得水，钻的是官员政绩需要的空子，而学者和官员凭着他们的想象对农业、农民、农村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却未必是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真需要。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均衡，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并没有放之全国而皆准的某种统一模式。因此，不管是在“三农”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我们都不应该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人为地制造假想敌。
我们不要假想敌，但我们应该清除现实社会的真正敌人，这就是“代人做主”的路径依赖传统！岂止是“三农”，在任何领域，发展的道路都只能由利益相关人自己做主，任何人无权越俎代庖！作为社会和国家，在相关方面惟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利益相关者，他们自己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明天。2006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杨集镇李桥村虽然只有700多人，然而除夕之夜，该村村口竟然停放了40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今年春节，仅杨集镇外出参与文化用品营销的人员就开着200多辆轿车回乡过节。我相信这样的报道，因为我每年回乡，也都是儿时的伙伴、如今在外地办厂、打工的“当代农民”开着他们自己的车，载着我们四处兜风。恰恰是在没有人替他们指引的道路上，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披荆斩棘，他们自己，才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他们把学者和官员都甩在了身后！
因此，学者和官员要做的，不是想着如何去替别人选择道路，而是始终应该思考，用思想和理论之光、法律和政策之剑，确保人——这些最具活力、最微小的经济体更自由、更有权利(比如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升权利等)，更能无障碍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自己、为社会，创造着并享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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