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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新民
2月9日《羊城晚报》一则报道引人注目，在民工大潮依然汹涌的同时，出现了节后民工挑老板的现象，这一现象中折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变化，释放出丰富的市场信息。
时下出现民工挑老板的现象实质是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也是前两年在珠三角等局部地区出现民工短缺的一种延伸，但这并不能说明民工地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强资弱劳”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更是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究其原因，既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化导致劳动力需求多元化有关，也与新农村建设和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导致劳动力流向变化有关。
作为派生性的劳动力需求，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关系的微妙变化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它是广东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劳动力需求上的反映，也是长三角、环渤海湾等经济高速发展地区与珠三角竞争加剧在劳动力需求上的反映，还是内地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需求急速增加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广东在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长期累积矛盾的反映。既然民工待遇难以改善，既然社会保障难以落实，既然未来职业不可预期，既然薪水承诺难以保证，出现民工挑老板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民工挑老板现象的出现传递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号，一是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逐步暴露；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刻不容缓，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和产业适度转移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三是应该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素质和技能水平，这是解决民工工资低位徘徊、身份转换难以实现的重要举措；四是要尽快健全和完善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可在关系民工切身利益的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上先行一步，以解除民工的后顾之忧；五是应该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使事关民工的户籍、就业、培训、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从体制环境上促使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天《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两则相关的新闻，一是广州市劳动部门着力帮助解决“零就业家庭”就业难题，二是“春风行动”着力培训农民工的技能，通过各种途径规范市场中介行为帮助民工保护自己的权益，都与劳动力市场机制中的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可见，劳动力市场中的政府部门和劳动者都已经在行动，而另一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重视这一信号的意义，如果不考虑进行产业升级，如果还立足于低工资取得利益，则面临的可能不只是民工挑老板的情况，甚至可能面临市场规则的制裁，遭到市场的淘汰。
我们担心的主要不是暂时局部的普工短缺，而是企业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及由此引发的技工荒、技术人员荒以及管理人员荒等更深层次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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