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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日前，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是医疗费用，约有25%的贫困居民认为贫穷是因为“家里有病人”(新华网2月8日)。
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都被认为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教育和医疗之所以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两大首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目前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产品，只能依靠公民自己去购买。事实上，早就有学者指出，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同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公共产品不足？一个解释是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虽然我们当前还不是发达国家，但是比起改革以前来却要富裕得多，可是为什么那时教育和医疗没有成为城乡居民的沉重负担？再者，如果说政府确实囊中羞涩，为什么全国每年公车消费就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
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过去我们的政府是全能政府，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我国改革的主导者是政府，而改革又是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开展的。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向政府部门自身倾斜———虽然这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却符合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
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其基本的责任就是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是让国民能够体面生活下去，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书念，生病后有钱看病。可是由于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容易膨胀的项目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而美国仅占17%。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身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不容易膨胀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
这说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也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现代政府应该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但是，仅仅呼吁国家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投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让权力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问责制之后，才能把政府打造成责任政府。而惟有责任政府，才能真心为民众着想，才能努力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于民众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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