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致贫部门共识不能落后

　　零点调查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调查算是新闻，但结果根本不能算是新闻。近些年来，在科教兴国、教育脱贫、治贫先治愚等旗帜下，不少家庭却几乎变成了赌桌前忐忑不安的赌徒：送孩子上学仿佛成了一场押上全部家当的赌博，赢了或许“脱贫”，输了注定雪上加霜。而在这场盛大的赌局中，失 败者似乎比胜利者更多，教育的致贫功能好像比脱贫功能还强。

　　关于“教育致贫”，民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现象是客观存在且形势严峻的，原因是教育收费超出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关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实现教育公共属性的回归。围绕“教育致贫”问题的讨论、研究更是一年多过一年，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政府主管部门则有另一种声音。张保庆无疑是目前公认最能说真话的官员之一，但即使是他也从未在“教育致贫”问题上与公众达成过一致。在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谈到了“教育致贫”，他说：“这句话有一点道理……家里一下供四五个大学生，当然会穷了……让孩子都上大学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要量力……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不能把这样的事归结为国家和政府的过错，更不能随便说成是上学致贫。”在他看来，“教育致贫”只存在于大学教育领域，源于供养孩子过多，并非由于政府公共管理存在错漏———这显然与民间共识不同。由此可见，对于“教育致贫”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与民间共识明显存在差异。

　　民间共识早早形成，而部门共识却姗姗来迟。民间共识与部门共识之间有时差，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律，而并非“教育致贫”的专利。比如，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且分配差距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个论断早就是民间广泛认同的共识，并无新鲜之处。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上，部门共识总算赶上来了；而在“教育致贫”问题上，与民间共识一致的部门共识还遥遥未见。

　　民间依据亲身感受，痛了就要喊痛，爽了就要叫爽；但主管部门就复杂得多，信息管道上存在无数个“把关人”，决策体系内交织着无数条利益链。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共识上难免出现时差。只不过，由于政府还担当着解决问题的责任，认识上的时差必然导致措施上的迟滞。在等待部门共识到来的漫长过程中，公众将承担巨大的成本。

　　人们寻找过许多缩小时差的方法，民主决策或许是最好的办法。政府主管部门能否实现与民意的无缝对接和良好互动，决定着时差的幅度。如果目前的“时差”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公众将无法摆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痛楚的长期煎熬。

　　【视点纵深】

　　公共产品为什么不足

　　教育被认为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它之所以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是因为目前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产品，只能依靠公民自己去购买。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公共产品不足？一个解释是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富，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虽然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但比起改革前来却要富裕得多，为什么那时教育和医疗没有成为沉重负担？如果说政府确实囊中羞涩，为什么全国每年公车消费就高达3000亿元，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

　　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过去我们的政府是全能政府，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必然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向政府部门自身倾斜。

　　由于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中国财政支出最易膨胀的项目是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社保、教育、医疗等事关公民切身利益的项目，却成为最薄弱的部分。仅仅呼吁国家加大对教育、医疗的投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对行政权的问责机制。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问责制之后，才能把政府打造成责任政府，唯有责任政府，才会有动力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马国川 北京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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