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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
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再次引起全球关注。从中国经济的特点来看，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已经很深，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这种现实对决策层的战略思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挑战。
然而，从近年的一些经济政策制定来看，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国内视野，缺乏国际视野。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雇员，在退休之后，写了一本名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书。这本书讲了中央情报局如何贯彻国家意图，通过贷款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弄到手，或者把美国对其有战略企图的国家搞垮。如果目标国缺钱，美国就给钱；你要贷款3亿美元，我给你5亿美元。美国知道这些国家还不起，到时候就讨价还价，不得不出让资源控制权，如矿山、石油、运河控制权。中央情报局是在用经济手段，服务于更高的国家目标。
这个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说明，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外交也不是单纯的外交，经济手段背后有外交战略的需要，外交与经济常在互动之中。
对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有深刻理解的国内金融学者夏斌，曾提出过很好的问题：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美国投行界、美国官方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希望中国开放得越快越好。但也要看到，美国另一些经济学家，如麦金农、斯蒂格利兹、蒙代尔，在汇率问题上的言论反而比中国国内学者还要保守。为什么？是他们不懂吗？他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吗？夏斌认为，在很多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上，要冷静思考，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再比如，现在中国与他国经济关系中存在一些矛盾，如汇率问题、贸易问题等。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资源和汇率问题是绕不开的，中国与有些国家的经济矛盾和摩擦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停留在国内视野上考虑国内政策，就会导致决策出现偏差。
还比如，现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从国内目前的讨论层次看，更多的是体现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国内政策层次。在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如果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就要求国内在决策过程中，讨论问题的层次要更高，要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经济战略问题。
以汇率制度改革为例，国内已做出一系列动作。除此之外，还应将一定的精力放在资本项目下的管制上，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不要把精力全部引导到汇率要不要改，改多少的问题上。在资本项目下的管制上，中国管住了没有？有没有缺口被钻了空子？不要迫于现在的某些矛盾和压力，就希望通过加快资本项目下对外开放步伐来解决。没有系统的战略思考，没有大的想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会容易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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