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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禹良俊 薛飞
2005年12月10日，郎咸平像明星一样来河南“走穴”，他也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
独角轨迹
2005年岁末，郎咸平接受河南有关媒体的邀请，首次来中原参加“中原先锋榜”系列活动。
在此行之前1年多的时间里，郎咸平曾相继在上海炮轰格林柯尔，在广州抛出“中国企业只要是想‘做大做强’就一定会失败”，在武汉语惊股市，在成都放言“国内企业家只能做三流企业”，在南京为企业老总布道，在北京与福布斯新贵严介和激辩。
郎咸平的路线图，刻画出了他作为经济学家以外的另一种生命轨迹。
此次河南之行，郎咸平仍离不开以明星的姿态作秀，虽然他自称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从主办方为郎咸平高规格的接待与活动安排来看，无不在强化其明星色彩。他所到之处及所言，都会引来“粉丝”们的追捧和欢呼。
当过兵、做过记者的郎咸平，被人称为“学界百年不遇的炒作高手”。
郎咸平也直言喜欢炒作：“我希望我的言论能产生影响力，所以我必须得炒作，不然谁会注意我的话呢，因此我特意挑大公司来研究。我从不讳言我不想做小公司，主要因为小公司不好炒作，资料不好搜集，大公司资料多、报道多，容易做出好案例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郎咸平说：“炒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炒作谁听得到你的声音？商人需要低调，经济学家就是要高调，我肯定要炒作自己。”
郎咸平的一位助手坦言郎不仅是学者，更是一个演员。这位助手说：“郎先生太享受这种当明星的感觉了，他天生就喜欢被人推崇和簇拥。”郎咸平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他甚至发布宣言：“我要当经济界的谢霆锋。”
郎咸平所表现出的一流个人包装功夫，是内地一些埋头做学问的学者遥不可及的。郎咸平在许多场合讲道：“在公司治理研究上我是世界一流水平。”并以第三方的话作证：“当时，也有同样的一流学者劝我，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是第一人。”
有人说，郎咸平之所以能够在各地游走作秀，是因为其聪明地扯着“民意”的大旗。在此背景下，“郎式炮轰”正逐渐从学术探讨向哲学伦理的高度迈进，民众的愤懑情绪、学者的失语、媒体的推波助澜，正在让郎咸平成为民众的良心、经济学家的道德楷模、弱势群体的舆论救世主。
实际上，郎咸平并不是天真之人，他熟稔商界和学界的潜规则，但不按牌理出牌，其目的是“装腔”求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种情势下，对郎咸平作出任何质疑都会招致正在负担改革成本的弱势群体先入为主的浅近指责。郎咸平的“粉丝”们似乎可以尽力去还原想要看到的事实真相。
有时候，郎咸平的作秀也和歌星或影星们有殊途同归之处。其每一次的“炮轰论断”都像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媒体营销，发布论断的场合、时间、方式和回应无不精心选择、反复推演，以求最佳效果。其精心构架的论断体系也不乏避重就轻的取巧之处，并且其话题之敏感性也使圈内各方经济学家不敢斗胆乱言，而普通民众则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
郎咸平以此而大摆明星作秀道场。
监管之秀
也许中国社会需要郎咸平这样的人物，以便有一股力量形成对那些“过分者”的制衡，社会需要这样制衡着往前走。
这种力量更多地来自当前国有体制改革的另一面——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郎监管”就是这支力量最有支撑力的分支之一。这支力量的每次搏动，都激发起整个神经中枢的兴奋。
据消息灵通人士介绍，就在郎咸平接受此次河南之行邀请后，很快就接到来自河南省国资委的邀请，并抢先把郎咸平请到省国资委作了相关主题的报告，而此次神秘的行踪安排，河南省国资委却没有请更多的媒体列席。随后传出的有关消息得知，郎咸平与国资委方面沟通得“很好”。
如同“超女”火爆一样，郎咸平的广为关注且争议不断就在于他敢用严密数据和逻辑推理挑战精英们此前的定论。尽管这些定论此前有人已经识破，但真正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却只有郎咸平。
郎咸平说：“我和烈士林觉民一样都是为了信念而工作的。”因此，即使遇到再大困难，都会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郎咸平的这种价值观，激发他继续游走及布道，并找到明星的感觉。
对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经济体制变迁是让产权配置尽快进入有效率的状态，这个转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有资产的产权再确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会起作用——一部分人会先占据资源。这会面对道德和伦理层面的挑战，但这注定是一个无法评价的问题。谁都很难在这个时候站在郎咸平的对立面而取得民众的支持，因为大部分民众在转制和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一定是处在弱势一方。
郎咸平理所当然地成为“弱势一方”的代言人，虽然此前他一再强调：“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的环境。”但已明星化的他根本无法改变众“粉丝”潮涌的趋势。
西方的产权配置经历了血腥残酷的圈地运动。这些产权确认进程放在历史的潮流中是无法评价的，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惟有如此才能完成产权有效率的配置。圈地运动固然血腥，但是任何历史学家、即使是马克思和列宁都不会否认圈地运动对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用历史的长焦审视中国当前的产权变革进程，那么其所蕴含的复杂、深远、曲折的特定历史价值和功过评论在许多年后才能真正显露出来。
“我们当然需要改革，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种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我们是职业经理人，借了国家银行的钱，把国家股用最低的价格买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这不是MBO，他哪里有资格买？谁受贿了？国家亏了，上市公司亏了，你自己赚了。”针对当前改革，郎咸平直言不讳。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表示，随意夸大国资流失现象同样是不负责任的，真正有公众良心的学者应该呼吁加快推进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和产权交易监督在内的配套改革，建设充分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尽量减少改革阵痛中对弱势群体的伤害，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尽到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何时收场
郎咸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个性在台湾和香港都不被喜欢，反而可以在内地扬名。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站在浪尖上的郎咸平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这也许是郎咸平当初勇斗顾雏军获得胜利时所不能料及的。
有观察人士指出，郎咸平的这种孤独，源于我们很多经济学家一种“天性”的缺失。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指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概言之，经济学家要把经济学视为求解真知的学问来做，而不能当作名、利、仕的晋身之阶。
遍观当下，不少经济学家却把经济学沽以高价，喜滋滋地为利益集团代言，笑眯眯地争当学术明星，急咻咻地向权和利靠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成了敲门砖，学问成了博取利益的垫脚石，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名、利、仕统统纳入麾下，科学真知、学术本义却被弃置。
诚然，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经济学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提供智囊支持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乱拍脑袋，更不能公心私用、打自己的小算盘。然而，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益冲动，在利益面前，感情极为丰富。从医改到教改，从股改到房改，或多或少都有经济学家的影子。当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后，当年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会扪心自问吗？
如果经济学家不被名利所劫持，多一点反省的意识，自然就会接近乃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作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于是，保持独立性，坚守良知，满怀正义和理性这些特质被他们用相反的方式所置换。
如此，稍带有偏执进攻色彩的郎咸平就让人多了一点敬佩，他在孤独的曲途中，不会马上收起作秀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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