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缺失 企业首席杀手

　　林伟 王再峰

　　1.5万亿元，一笔有据可查且让人望而生畏的财富，是近5年来国内数百万家企业无数次签字画押、皆大欢喜结出的硕果。然而，因为轻诺寡信，这些皆大欢喜的硕果迄今仍悄无声息地躺在各家企业报表逾期应收账款项下，变成名副其实的“纸上富贵”。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债务拖欠主要发生在经营性行业，受不良债务拖欠直接影响的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0%以上。在这些行业中，企业间环环拖欠，处于债务链中的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举步维艰。有专家指出，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3到4年，经营性拖欠现已成为困扰企业的头号杀手。

　　企业债务大面积拖欠是信用严重缺失的表现。近3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国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到20%，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央行郑州培训学院副教授王国恩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国因信用缺失导致GDP的损失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到5个百分点，按此标准计算，2005年我国的信用损失大约在5000亿到8000亿元之间。当然，从金融业的角度看信用损失，我国银行在1999年已剥离掉1.39亿元

不良资产，然而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一不良资产数据又急剧攀升到1.5万亿元。

　　具体而言，上面提及的1.5万亿“纸上富贵”只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机构有关近几年企业信用缺失的一个调查数据，并不包括失信像瘟疫一样蔓延所导致的全社会信用缺失。全社会的信用缺失，既包括那每个城市满大街都有的“诚信办证”广告，也包括个人消费购物因不信任而不得不亲临购物现场等。实际上，即便是企业的信用缺失，也不包括那些因害怕赖账而不得不以物易物、现金交易而增加的财务费用。

　　信用以人为本，人才更是根本。因为，人才作为现代与未来社会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重诺守信将具有率先垂范的功效。现代大学作为“未来栋梁人才的摇篮”，理应担负起诚信教育的重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郑州大学旅游学院2005年10月为117名新生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后，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世界里不仅反对声一片，甚至还有一位大学生网友断言：大学谁要是做到不舞弊、不抄袭并坚持四年，自己将心悦诚服地拜他为圣人。由此可见失信在全社会的流毒之深。

　　也正是基于对上述失信流毒的深刻洞察，我国政府从新千年就开始为建构全面信用体系而不遗余力。2005年11月20日，央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透露，央行现有的征信系统已经收录3500万人的信息，涉及贷款金额2.14万亿元，未来征信系统涵盖的人群有望达到3亿。

　　不过，政府和银行主导推动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只是第一步，体制重构、立法规范、全民信用意识勃兴乃至市场化的信用产品供求平衡才是基础。单从企业的层面来讲，重信守诺更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安身立命、确保基业常青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悄无声息躺在企业账上的1.5万亿财富是危机，更是商机。

　　财富“根”的呵护

　　2005年10月9日，对于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117名新生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平静。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在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倡导下，都郑重地在一份承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从这一天开始，比其他同学多拥有了一份《旅游管理学院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在以后4年的大学生活中，他们必须认真履行诸如不舞弊、不恶意拖欠学费和贷款、不抄袭论文、不提供虚假求职书、不随意撕毁就业合约等各项承诺，才能顺利拿到除了毕业证、学位证外多出的一种特殊证书——信用等级证书。

　　2005年12月1日，冲着郑州大学旅游学院(以下简称院方)试行信用等级证书一事，记者带着精心准备的问题、装备齐全地跑到郑州大学采访。回来的路上，满脑子正琢磨着央视将郑大“信用等级证”的事送到天上与院方见面第一句“没想到这事闹得这么大”的逻辑价值关系，一不小心瞥见脚下那些“风声紧了”以后成功“软着陆”到地上的“诚信办证”小广告：从卫星上天到眼前真实地踩在脚下，这事看来是真的闹大了。

　　闹大了的事

　　“我没想到这事闹得这么大，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事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院方党总支副书记武东晓见面第一句话如是说。这事，自然是武东晓和记者心照不宣的“信用等级证”一事。

　　记者在武东晓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117名新生签署的承诺书。承诺书是由学校统一印制的，具体内容包括：考试不舞弊，不恶意拖欠学费、助学贷款，毕业论文不抄袭，不提供虚假求职书，不随意撕毁就业合约等。

　　承诺书与每个人的“诚信档案”放在一起，在诚信档案的上半部分详细记录了学生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下半部分是关于该生在校4年里的“诚信记录表”，共分为“贷款情况”、“借款情况”、“考试纪律情况”、“求职就业情况”、“论文写作情况”、“其他失信”记录6个方面的内容。由于是刚刚开始建立，目前这些关于学生诚信状况的记录表还都是空的，但武东晓说，由于该档案只记录学生的失信情况，所以到4年后学生毕业时，有一些空格是要被填满的，但也会有一些学生的档案仍可能保持空白。

　　据武东晓介绍，作为一个教育课题的尝试，2005年10月9日，院方倡导本院117名2005级新生在一份有关大学4年守信的承诺书上签字。对于签字的大学生，院方不仅为每人一一对应地建立“诚信档案”，并将制定一个有关诚信内容界定详细的行为规则(学生人手一份)。规则包括闯红灯、约会不守时、同学间互借钱物不按时归还等失信评价标准。在具体操作上，院方将信用档案中的信用评价进一步细分为“学习诚信”、“生活诚信”、“经济诚信”与“就业诚信”四个方面，信用分级评价则采用院方观察和学生调查两级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院方观察主要依据承诺书和诚信档案记录，学生调查主要依据学生间调查互评。4年以后，院方将根据信用档案记录的守诺践行表现，制作A(诚实守信)、B(信誉良好)、C(信誉一般)、D(信誉较差)四个等级的信用证书，每一位签过约的大学生将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信用等级证书。

　　“闹得这么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记者了解，“事闹大了”源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刊发的一篇题为《郑州大学试行学生诚信等级证书》的报道。未承想，在随后1个月的时间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跟进，从不同角度进行追踪和深入报道。其中，CCTV高规格介入的卫星上天与权威示范，加上网络言路畅通下的激情释放，更是让此事得以灿烂无比的“绽放”。

　　当然，媒体大规模的介入生成的主要是“势”，让武东晓感到“闹大”的最主要原因却是“力”，更准确地说是“压力”。据武东晓介绍，在2005年11月底央视专门针对此事录制了一期节目，同时应邀出席的上海某大学教授就对院方的“发证权”提出强烈的质疑。比这种质疑更可怕的则来自现代网络那众口铄金的反对声音，诸如对信用等级证书公正性、合理性的质疑，院方办证的作秀动机，在信用缺失大环境下对学生的苛责，院方乃至校方的诚信度等。一位网友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大学谁要是做到不舞弊、不抄袭并坚持4年，自己将心悦诚服地拜他为圣人。

　　重压之下，院方又当如何作为？据武东晓介绍，出于对学生的保护，院方考虑在学生毕业时，只发放A、B两类信用等级证书，获得C、D两类信用等级评价的仅通知学生本人，不作公开发布。这一举措表明，院方已在原有尝试的基础上后退了一步。这一点从记者采访过程中，院方安排学生会干部形影不离地全程陪同，这些可以接受采访的学生代表大多为诚信办证击掌叫好中也可管窥一二。

　　他山之石

　　为在校学生的诚信办证或许是中国特色，但诚信本身却具有全球性，即便视角同样聚焦到学生身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两个与学生诚信有关，来自美国的诚信小故事。

　　故事1：美国一家州立大学图书馆发生大火，将其中珍藏的许多古迹珍本付之一炬。其中，该校的一名大学生在大火发生前曾擅自带出这众多古迹珍本中的一本(校方规定是不允许带出来的)。火灾发生后，这名大学生主动将这惟一幸存的珍本交还给了校方。然而，校方随后的决定肯定令我们所有中国人大跌眼镜：开除这名大学生。理由是，违反校方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失信行为，这种失信行为即便是客观上给校方带来利益也不能免责。

　　故事2：新千年后的某一天，美国堪萨斯城郊某中学的女老师皮尔桐给118名学生布置了一道生物作业题。在成该项作业的过程中，有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录了一些现成的材料。皮尔桐发现后，以剽窃抄袭为由无一例外地给这28名学生全部打了个零分，与之相对应的结果是这28名学生同时还面临着校方制度规定下的留级危险。迫于一些学生家长的反对压力，校方要求皮尔桐提高这28名学生的成绩分数，而皮尔桐却硬是扛着不加分，继而愤然辞职离开学校。

　　此事经《纽约时报》一报道，竟在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皮尔桐每天都接到许多声援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一些公司也是积极地发传真到学校索要这批作弊学生的名单，其目的是要确保自己的公司今后永远不会聘到这些不诚实的学生，以至于居住在那所中学附近的居民也因此担心会被其他人或单位贴上轻诺寡信的“原产地标签”。

　　社会舆论的庞大压力迫使校方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支持皮尔桐，并有近一半的老师表示，如果校方迫于少数学生家长的要求修改成绩，他们将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因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一门生物课重要得多。

　　两个极具震撼力的小故事，无论是对目前开始尝试建立诚信档案的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还是那些大放厥词、众口铄金的众多网民，都应该成为转变信用管理思维重构的镜子。尽管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信用普遍缺失的社会大环境。

　　据有关专家介绍，在上述两个小故事发生地的美国，其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共有16部具体明确的法律来支持维护。如盗窃行为，在美国哪怕是偷一件小东西，一旦被发现，其污点记录将终身相随，很多用人单位会像案例“皮尔桐事件”中众多公司一样，对这类人的聘用设定很多限制条件，如自盗窃行为被记载之日起15年内不会被聘用等。又如，一个美国人如果驾车出过交通事故的话，其个人信用档案上必有记载，这样他买车险的保险费率就高，他向银行借款时利率也高，等等。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即个人信用风险高，违约几率大。

　　财富之“根”

　　在前述“故事2”中，美国一些公司“积极”的表现，在国人眼里难免有“小题大做”的过激之嫌。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这些学生年龄还小，离若干年后的聘用还远着呢。更何况，这区区28名学生相对于全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大军而言，公司最后能聘用到该学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故事中这些美国公司跟着“瞎起哄”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是，这些美国公司对女教师皮尔桐表示声援的姿态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却是对财富之“根”本身的关切。因为，现代企业作为创富的组织，其中最具创富价值的资源是人才。人才尽管来自社会就业大军，但追根溯源却最终落脚到承担教育教化职责的大中小各类学校。如果让失信肆意在各个学校蔓延泛滥，最终损害的却是企业的人力资源、财富利益。所以，这些美国公司的“瞎起哄”，其终极目的还是在于对财富之“根”的细心呵护。

　　谈及财富之“根”，不能不重提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最初酝酿筹划诚信办证的初衷。

　　武东晓告诉记者，他这种想法源于2005年年初同某企业老总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在与某用人企业的老总闲聊谈起大学生就业状况时，曾问及该老总在录用应届毕业生时最看重学生哪些方面的素质。该老总的答案是“信用”。这位老总进一步解释说，现在的学生太不诚信了，简历、证书都可以造假：在一次招聘时，他就在同一时间遇到同一个学校同一届的几个学生，奇怪的是这几个学生中竟然有3个人的简历中说自己是校学生会主席。另外，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不把聘用合同当回事，干不长时间说跳槽就跳槽，根本就没有一点履约意识。武东晓就问：“你们在短短的面试中如何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守信呢？”没想到这位老总一脸惊讶地说：“这是应该由你们学校做的事情啊，怎么反过来问我呢？如果把学校比作生产企业，学生就是你们的产品，产品是否合格应该是你们最早作出评价的啊。”

　　美国和中国学生的诚信故事在这里得以殊途同归，即美国和中国的企业一样是从财富创造的角度表现出对信用这个财富之“根”的关注。

　　行文至此，记者脑子里一再挥之不去的是本次采访回来途中见到的那“诚信办证”小广告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小广告是当前我国信用普遍缺失、“市场”需求强劲的“生动”表现。不过，让记者感到脊背阵阵发凉的是在此次采访过程中，武东晓还告诉记者，在此前曾有多个大四的学生找到他，希望学院能发给自己一个信用等级证，理由是“这样找工作就容易了”。由此可见，“诚信办证”的需求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更大范围、更为积极有效地呵护财富之“根”的行动。

　　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曾说过，“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却在于对人的信任。‘诚信’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非物质的第三要素’。”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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