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创新型国家有多远

　　本报记者 马晖

　　·编者按·

　　“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系统地研究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一次提出创新概念。

　　进入20世纪以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资源型”、“依附型”的国家发展新战略亮相：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之本，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的国家被称做“创新型国家”。

　　今年的科技大会提出，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逐步加大。提高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政策选择。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综合国力的竞争已集中到创新领域，并以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公认竞争的关键。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新的创新政策，走创新型发展之路。

　　本专题从世界公认的约20个创新型国家中抽取有代表性的5个(美国、英国、爱尔兰、芬兰、以色列)，剖析它们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及其影响，以及在这些路径选择过程中，该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我国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京报道

　　1996年早春，北京中关村南大门零公里处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

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路牌所指，是一家“网络科教馆”。时至今日，这里仍然被视作中国互联网业的奠基石。

　　十年之后，中国郑重向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步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对于科技创新的膜拜，已由一个企业的行为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冲动。

　　这一次，中国的路要走多远？

　　用1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这个曾有过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如今处境尴尬。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比例低，发明专利少，科技成果转化滞后，尖子人才比较缺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与会的代表“亮了家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数据，印证了总理的说法：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其制造业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的0.3%。在制造技术领域，中国的专利发明数只有美国、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只有韩国的四十分之一。

　　提高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政策选择。

　　作为指导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首次全面规划，以一种罕见的口吻高调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具体而言：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研发人员达到200万/人年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本国人专利年度授权量达到6万件，进入世界前3位。

　　“既要瞄准趋势，又要考虑国情。”一直跟踪国际科技发展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剑用十二个字来归纳中国在努力成为创新型国家时所要秉承的发展思路，“选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很重要。”

　　陈所在的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是专门负责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的专业研究机构。陈剑本人则承担着《自主创新与国家安全》的国家研究课题。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该所提交的《世界前沿科技发展报告》，为四个提交大会报告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描述世界科技发展态势，被陈称为“高级科普读物”。

　　据陈介绍，从世界科技发展现状来看，现代前沿科技依领域划分可分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航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等七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世界科技强国，一般在七大领域都全面出击，取得了全方位的领先地位，如美、英、法、德等国；而后发国家则多选择在某一主导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如芬兰的信息技术，韩国的先进制造业。

　　陈剑表示：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原始创新少、国家科技研发投资不够、高精尖人才缺乏，因此“学不了美国，难以全面超越”，科技领域更多的还只能是一个吸收再创新的过程，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精力还应当集中于集成创新与再创新上。

　　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区性政治大国，有着独特的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因此，陈剑建议：我国政府在前沿技术上所作的战略性投入要有别于新加坡等后发小国，在基础性学科领域、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科技领域要“舍得投入”。

　　科技体制改革原动力

　　据国研中心的统计，创新型国家中企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企业从事的R&D及资助的R&D占全国R&D的比例均达6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在某种程度上，企业成为了国家创新的“主力军”。

　　而政府的作用则是给出一个好的制度，鼓励社会对成长能力强的企业进行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主任郭励弘表示，“要让市场在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中起到一个主体的地位。”

　　早在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里查德·纳尔逊联合20多名有关学者和专家，开展了一项名为“国家创新体系比较”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家的基础设施、法律、金融机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将主要影响创新活动，而且这是长时期的。”

　　美国高科技发展之所以长期雄霸天下，一些针对企业的良性激励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81年，里根政府为刺激严重衰退的经济复兴，推行以刺激供给、调动企业积极性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出台了《经济复兴税法》。该法案通过设立专项税收信贷资金，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技术改造设备投资等活动实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厂和购买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器设备。

　　根据法案规定：企业可将研究开发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当年研究开发支出超过前3年平均值的，对其增加部分予以25% 的税收抵免；若企业当年未盈利，或无应纳所得税额，则允许减免额和费用扣除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7年，其中费用扣除顺延最长可达15年。

　　“这样的税收优惠与我国的税收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不针对某个特定产业，税收激励主要表现为鼓励研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主任郭励弘说。

　　政府采购也是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手段。有研究显示，美国政府采购在CAD、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域所起的作用，要比政府的R&D资助大得多。

　　而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制度欠缺的严重性和制度建设的艰巨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郭励弘看来，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任务，是要在传统产业大量体制性障碍未获清除的情况下，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常规投资严重失序的背景下，建立风险投资的机制；在一般性资本市场远远未臻规范的条件下，建立针对创业资本的市场环境。

　　他表示：改革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要比单纯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显著的多。郭认为，从根本上讲“创新国家也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只要给出一个好的制度，社会自然会对成长能力强的企业进行投资，科技创新能力自然会“水涨船高”。

　　国务院不久前公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从财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与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四个方面力促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

　　而据陈剑介绍，在刚刚落幕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发改委、财政部等“实权部门”都被请去，相信改革配套措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推出。

　　中国离创新型国家有多远？答案或许就在这一项又一项的改革举措当中。

　　·链接· 创新型国家速写

　　首先，科技创新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

　　其次，创新资金投入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目前的创新型国家，研究与发展(R&D)资金投入占GDP总值的比重都在2%以上。以2002年为例，日本和美国的R&D投入分别占其GDP的3.35%和2.79%，瑞典和芬兰也都超过了3%。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

　　第三，具有很强的自我创新能力。目前的创新型国家，对引进技术的依存度均在30%以下。例如韩国通过自主创新，用10年左右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最后，则是创新产出高。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是制造业产品贸易的主体，服务业向高端迅猛发展。美国、爱尔兰、英国和韩国制造业出口尤其具有技术密集的特征。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年全世界GDP总值40.11万亿美元，美国为11.75万亿美元，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创造了世界GDP总值的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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