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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梅俊杰
日前吴琦幸先生在《东方早报》刊文谈了“美国医疗制度的不足之处”(早报2006年1月13日)，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实。然而，是事实也还要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前阶段国内反思医疗改革时，本来就对美国的医疗体制没有作出足够客观的了解，以致主流观点都以为，“美国模式”就是“市场化”；医疗体系的“效率低下”和“公平性差”是“美国病”。而
吴先生的文章恐怕会强化这种偏见。美国的医疗体系到底怎么样？这里围绕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作用，介绍几个概括性的事实。
首先，美国政府对医疗部门的经费投入不管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上都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说美国的军费开支比起其医疗开支来都是小巫见大巫，绝对是事实。以2003年为例，美国当年的国民医疗总开支高达167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
由此可见，美国的医疗保障模式并非政府“甩包袱”式的那样“市场化”。当然，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医疗市场化程度的确要高些。但不可忘记，作出这种判断的参照系是其他发达国家几乎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制。事实上，美国较高程度的市场化也并非意味着在公共开支之外就主要由国民个人直接地“自掏腰包”。仍以2003年为例，在当年占到总医疗开支46%的公共投入之外，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直接“自掏腰包”支付的费用在总开支中只占16%。
其次，美国虽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医疗开支，但并无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2003年，美国受保障国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5%左右，未受保障国民占15%左右。2004年的情况基本持平。绝大部分国民所享有的医疗保障由公共健康保险和私有健康保险两大部分组成。私有健康保险由所在工作单位或工会提供，或者由个人向私有公司购买。政府的健康保险则包括联邦层面的“医疗保健”、“医疗救助”、“军人医保”、“儿童保健”计划，以及各州层面的各种健康计划。美国医疗体系的较高市场化程度体现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医保是通过私有部门获得的。例如，2003年，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健康保险覆盖了60.4%的总人口。然而，美国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仍覆盖了26.6%。尤其重要的是，政府的医保计划主要保障的是弱势群体，从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在支持弱势群体的医保计划中，“医疗保健”(Medicare)是专为65岁以上的人群，也为患有长期疾病的部分65岁以下的人群支付医疗费用的一个联邦计划。“医疗救助”(Medicaid)是为特定需要支持者提供医疗援助的一项在州层面实施的联邦计划，专门支持家有未成年儿童、老年人、盲人及其他残疾人的经济困难家庭。这两个计划都开始于1965年。1997年，又设立了一个“儿童保健”(SCHIP)计划，专门支持那些父母尚无资格申请“医疗救助”计划的低收入家庭儿童。上述这些政府计划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医保安全网。美国政府自1960年代以来在医疗领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重点就放在建设这种医保安全网上。
再次，美国社会中还有一些人道的安排，以尽量使未受保障者或者保障不足者得到一定的扶持。美国未享有制度化医保的15%的人口主要是外国出生尚未成为公民的新移民、拉美裔美国人、非全日制工人等。有鉴于这个漏洞，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稍许弥补医保安全网漏洞的做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有关急诊的法规。1986年，美国规定凡参加“医疗保健”计划的医院，必须对急诊病人进行基本的医疗检查，必须对患有急诊病症者给予治疗并稳定病情，一般必须在稳定急诊病症后才能让病人转院或离开。它在事实上保护了寻求急诊医疗服务的任何人，而不仅仅是“医疗保健”计划的受益者。与此相关，美国1980年代开始实行“超额服务医院”项目，以报销医院为治疗无法支付医疗费的病人而发生的费用，这种安排无疑有助于杜绝见死不救的残忍行为。
此外，美国从1965年以来便一直在运作并强化“社区保健中心”。凡是在医疗服务的获得存在经济、地理、文化等障碍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贫困者、未受保障者、少数族裔人口集中的地区，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建立“社区保健中心”或者取得其资格，从而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再如，美国至少有14州拥有慈善性的“社区公益”安排，一些医疗机构有义务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参与免费或优惠性护理，开展社区内外保健活动，提供免费或优惠价格药品等。其他还包括“印第安保健服务”项目、艾滋病人“让·怀特”项目、与军人及其家属相关的项目、“国家保健服务队”等等。
当然，美国的医疗体系也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美国的人均医疗总开支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2倍；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能享有医疗保障，这些人往往滥用免费的急诊服务；人口老龄化和开支原本的快速增长导致政府经费不可持续；统一保障体系的缺乏导致总费用及管理成本上升、公平性受到影响；政府对医疗市场的价格控制不力，医疗费用水平上涨较快；工商企业备感为员工交纳的保险负担沉重；等等。正因如此，从理智务实的角度看，中国内地也许更应学习民众健康水平比美国更高又与我们文化背景相似的中国香港，以及日本等地的医疗保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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