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GDP

　　李勇坚

    自2004年以来，绿色GDP的概念在我国方兴未艾，对现行GDP及其核算方法进行批评成为一种时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在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面，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厉老师的观点是当前要求进行绿色GDP核算呼声的一种反映，也代表了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反映 了要求环境、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仍然需要GDP，厉老师的观点虽在思路上具有意义，但未必具有操作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厉老师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反对惟GDP论的观点，从深层次来看，却又是另一种惟GDP论。

　　的确，从核算方法来看，GDP主要反映在市场中进行了交换的经济成果，其忽略了自我服务等重要的经济产出，更忽略了环境等重要的指标，有着内在的缺陷。但是，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国家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

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数据，也是进行国际比较的最重要(虽然未必是最准确)的数据。从核算的角度看，GDP代表了一整套完备的核算体系。因此，在目前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法之前，我们仍然需要GDP。

　　在GDP核算中，考虑发展中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从操作上来看，却未必可行。

　　首先，自然成本如何核算的问题。虽然现在有着一些建议的方法(如还原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可交易的环境市场(可交易的环境成本已进入了GDP核算过程中)，因此，不存在着统一的、可以得到认同的方法。即使使用某一种方法对自然成本进行核算，那么这种非交易的自然成本是否可以与以市场方法核算出来的GDP相减，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社会成本的核算更是一种理想而已，还没有提出过可以操作的方法。即使以经济学方法分析社会问题而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也没有提出过核算社会成本的良好方法。

　　第三，厉老师的方法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但理想的方法未必可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对社会总福利进行核算，因为只有社会总福利才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还提出“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其内容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以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但是，这些理想化的概念或方法在技术上均存在很大的问题。

　　早在1962年，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指出过，不存在着一个由个人福利函数合成社会福利函数的精确方法。厉老师的方法在思想上有着价值，但是，在技术上存在着难题。

　　第四，人们选择GDP作为经济指标就是一种经济选择的结果。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学问，是一门在有限资源约束下进行选择的学问。在进行经济指标核算时，人们必须从指标的可获得性、可比性、可计算性、客观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必须在有限成本下获得一个信息含量最大的指标。当某种指标的信息含量特别大，但其获得成本特别大时，该指标就不会成为经济选择的后果。或者说，当人们为了在某一指标中加入一部分信息量而必须损失另一部分信息量时，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因此，在GDP核算中，考虑自然成本与社会成本，这样可能会提高GDP的信息含量，但是，这样做到底损失了多少信息量(例如，GDP是否还能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指标就值得怀疑)、可用性(社会成本与自然成本的可衡量性以及可加性而造成的GDP误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核算成本增加，我们不得而知。因此，人们选择GDP作为经济指标是一种经济选择的结果。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经济指标，GDP无论是在核算方法上，还是在其内涵上，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必须对GDP指标进行修正与完善，然而，与其在一种不完善理论指导下对GDP进行的勉强修正，将其修正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指标，还不如破除惟GDP论，只是将GDP视为一个经济指标，同时多使用几个指标，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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