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著名企业家出事入狱出现第二个高峰期

　　10年之后，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仍旧绊倒在了同一块石头上？

　　文/牛文文

　　2006年的春节，他们看来是要在狱中或看守所度过了。

　　郑俊怀，春节前一个月被判6年，在内蒙某地开始服刑；唐万新，在被捕一年后开庭受审，春节估计得在武汉的看守所过了；黄宏生，在创维终于复牌几天后再次在香港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赵新先，“平安”退休半年后终究未免被捕，不知在何处关押；陈久霖，一年多来一直被羁绊在新加坡，案情仍在审理中；顾雏军，半年前被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褚时健、禹作敏、牟其中这三个标志性企业家相继入狱以后，这可能是近十年来著名企业家出事入狱的第二个高峰期。

　　那个时代，企业家，或者说开始学做企业的人，像笋尖刚从板结的土里冒出头来，被社会当成懂管理的“能人”、“致富带头人”，一片春风得意。但毕竟是刚出土，把持不住自己，很快就得意过头了，把自己和社会在蜜月期里的感觉长期化，于是碰上了社会的硬边界。褚时健、禹作敏、牟其中作为新生的企业家群体的三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分别受到一个警告：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即便企业是你白手创建的，即便功劳再大，也只能等国家给你论功行赏，怕等不到也只能“提前拐大弯”系统想办法，决不能走近路自己直接拿——这是褚时健的教训；作为乡镇企业家，不管国家给你多少荣誉，也不能“轻国法而小官员”，把企业搞成自己家的“土圩子”寻找“土皇帝”的感觉——这是禹作敏的教训；作为民营企业家，把国家烧了99度烧不开的水再烧1度，是本领，但总想着找国家的99度而不去练自己的那1度内功，最后那99度到手了也会烫手——这是牟其中的教训。企业家的激励权在谁手上？企业与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家能力与所占用社会资源量的合适配比是多大？第一代企业家用失足入狱的代价，给后辈们探索出了趟过商业之河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几块石头。

　　10年之后，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仍旧绊倒在了同一块石头上？

　　唐万新、顾雏军、赵新先，经常被称作“整合者”。整合是21世纪头几年中国企业界的显学，整合者们有个洋名叫“中国摩根”(《寻找中国摩根》，《中国企业家》2001年第11期)，整合必然要通过资本运作不断并购企业来实现，美国20世纪初的产业整合就主要是由银行家摩根应用金融手段强力完成的，所以那个时代在产业史上又被称作“摩根时代”。但中国著名的整合者都不是实力雄厚的金融家，于是他们的整合看上去就像不停地运作和整合别人的资本(国有银行或小股民)。最后，行业还没整合好，整合者自己一个个先倒下了。赵新先如此，唐万新如此，顾雏军如此，陈久霖虽然用的是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运作到了新加坡，但也是如此。

　　整合者倒在哪里？说到底，还是倒在“企业家能力与所占据社会资源量的配比不适当”这块老石头上。

　　郑俊怀和褚时健的“石头”，也看不出有什么实质区别。要说有区别，郑所图更大，是MBO或者是管理者持股，可是却没有“提前拐大弯”，而想用最省事的方式来做最复杂的事。郑俊怀这批至今尚未确定自己与所创建企业关联度的创始人，《中国企业家》形容他们是“最后一群莫希干人”，“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人民，就像他们故土林木上的绿叶在刺骨的严寒侵入下纷纷坠地一样，日益消亡，看来这已成为落到他们头上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黄宏生的“石头”，最有价值。他创造了20多年来罕见的一个孤例：一家民营企业，创始人被拘脱离企业，而企业竟然竭力保持了正常运转，而且能够在企业家之罪还没有个说法之前就成功复牌交易！企业家被抓，企业往往很快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几乎是中国企业界的通例。现在，不单是创维，在德隆、三九、科龙等事件中，也开始出现拯救、重组的努力。把企业家犯罪与企业存续分开来，这是一个商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值得庆贺。

　　还有一个悄悄的变化：对企业家的量刑好像在变轻。老郑是6年，估计其他几个人也不会太重，起码不会像当年的褚时健、禹作敏、牟其中，全部是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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