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来人口的政治正确

　　秋风

　　每年各地两会期间，尤其是大城市的两会，代表议论的热点话题，都少不了“外来人口”。今年各城市要制定“十一五”规划，其中人口调控更是大城市“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比如，北京市人代会开幕时提交的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报告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发展目标：“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当然他们后来又撤销了这一目标。

　　至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城市管理专家们，则年年畅谈如何“控制城市人口”。考虑到城镇居民生育率已经达不到人口置换所需要的水平，本地户籍人口实际上可能正在下降，因而，控制人口的重点，始终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流入。

　　为此，人们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首先是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去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应该对外来人口实行准入制。当然，行政手段未免有点赤裸裸了，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发展专家现在普遍喜欢谈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不外乎强化暂住证管理，强化社区控制，经济手段则有两种。第一种经济手段是产业升级。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了，比如，大力发展金融业、IT业、先进制造业，一般外来人口没有就业机会，就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当然，此举可能带来附带损害：本市的“低素质人口”也找不到工作，而某些政府官员已经公开表示，非常乐于看到这些人员流出本市到他该去的地方。

　　第二种经济手段是提高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房子上做文章，对外来人口购买房屋征收一种惩罚性税收。如果说去年北京市两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张惟英，今年则同样是一位女性——耿素玲。这位朝阳区

人大代表建议，外地人员在北京购买

商品房应该缴纳北京地方税。

　　不加掩饰的群体歧视

　　这些谈论之所以层出不穷，或许是因为，中国大城市所面临的资源匮乏非常严重，而谈论这些热心的代表委员和专家们出于“群体的自私”，不愿意外来人口分享本市的资源和福利。

　　对于这种资源匮乏焦虑症，人们可以反驳说，外来人口其实是一种资源。战后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人口看成一种负担，而一般经济学家从来都把人口看成资源。《经济学人》杂志最近讨论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减少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由于人口减少，全球经济也可能出现衰退。

　　但是，仅靠这种经济学的论辩，恐怕不足以说服那些决意限制外来人口的人士。因为，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一个城市可以挑选自己所要治理的民众，而城市天然地就属于精英。

　　有例为证。张惟英女士说，人员流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序、盲目的流动，对于这部分人，我们要限制，使整个北京的人口流动趋于合理。流入北京的人口中有不少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口，准入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离开北京，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耿素玲女士也说，“来北京，当然得有个素质要求，不是谁买得起房，谁就可做北京人”，“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说美国的

哈佛大学，谁想进就进吗？我们现在说平等，说以人为本，但来北京定居是需要门槛的，不然谁都可以来了。”

　　这两位女士在讨论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首先区分出“人口”与“人才”，以 “素质”作为能否在城市获得生存权利的主要依据。而所谓的“素质”，就是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有没有效用。而负责甄别素质的，就是政府官员。她们所说的对付外来人口的市场手段，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行政强制手段而已，而且，她们的全部谈论，就是以行政权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市场、控制社会、控制文化为前提的。

　　因此，在这样的城市，人不是城市的目的和主体，权力才是城市的主宰。一个人是否可以享有在城市生活的权利，以其是否对城市有用为判断标准。如果没有用处，则本地人口也应当丧失在本市生活的权利。从这里，已经可以闻到某种利用权力实施群体歧视的气息了。这些年来，在不少城市，某些人也在毫不遮掩地谈论着外来人口与犯罪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由此再进一步，就是大规模地驱逐外来人口了。

　　需要一种基本信念

　　最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人说了什么，而是谈论这个话题时那么地肆无忌惮和自以为是。谈起如何控制外来人口的口气仿佛是在谈论如何消灭厨房里的蟑螂，而在行政与经济手段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时候，仿佛是在谈论用哪种牌子的灭蟑药水比较价廉物美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经济人的理性计算是那些人思考的唯一坐标。在研究、考虑关于人的问题的时候，道德和原则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要让他们有所忌惮，就需要一个关于人口的政治正确，关于人们自由迁徙的权利的政治正确。

　　一个社会需要某些政治正确的信条。这些信条包含着社会的主流信念，它们是社会就某些公共问题达成的共识。它们体现为一整套“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人们对公共事务进行正确的判断，也有助于约束政府官员，使其行为合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情理。

　　其实，国人一直在尊重着某种政治正确。但今日建立宪法法治秩序，显然需要另外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信念和政治正确。

　　这样的信念和政治正确似乎已在初步形成中。张惟英、耿素玲两位女士的提议及形形色色类似的政策设想和专家建议一经出笼，即可遭到舆论几乎异口同声的声讨。面对舆论的猛烈抨击，有些地方也只好硬生生地收回即将出台的地方法规或政策。仍然以北京两会为例，在1月20日审议通过的纲要报告中，删除了原来“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改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提出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和要求，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有效手段，实施综合调控，分阶段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必须承认，在很多时候，在外来人口问题上，政府官员倒更克制一些，因为政府不得不面对舆论。

　　舆论的这种一面倒意味着，至少在民间，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基本信念：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舆论对政府意欲限制人口流动的法规政策的批评，或许可以称为一种自发的民间违宪审查活动。民众已经理解了宪法的精神，并要求政府严格遵守宪法。

　　有城市管理专家说，“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到北京来居住的权利，但这是个看起来很浪漫的想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难以实现的”。

　　然而，这句话其实应倒过来说。宪政和法治本来就是一种理想，优良的政治之根本特征就是审慎地引导现实接近自由的理想，城市的公共生活同样如此。理想须对现实妥协，但如果没有理想，现实就会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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