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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 晗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佐利克将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重点是为开展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进行商谈。
去年8月，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展开，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主要展现了双方接
触与了解的态度；9月佐利克在讲话中提出中美互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12月华盛顿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欲明确佐利克提出的“利益相关”概念，会谈旨在进行广泛而长期的对话，而非取得立竿见影的外交突破。在这些铺垫之后，第三次战略对话或将是实质性外交磋商的开始，尤为引人注目。
尽管对“Stakeholder”的概念的意义和翻译争论仍未停息，但佐利克却说得明白：“一般国家只关注国家利益，而负责的利益相关者超越之。它认识到其和平发展有赖国际体系，因此致力于保持之。”在他的单子里，就全球层面而言，中美的相关利益包括：反恐、能源、禁止核武器扩散等。目前最为紧迫的自然是伊朗核问题。可以说，这将为中美此次对话的重点，也是中美展开实质外交磋商的试金石。
按照佐利克的说法，中国作为“负责的利益相关者”有两个层面：不仅要关注国家利益，而且要负起国际责任。就国家利益层面而言，跟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能源问题。紧随美国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如今，中国所需燃油的三分之一依赖于进口。伊朗作为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不得不被重视。并且，对美国而言，贸然对石油总储量占世界第五、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的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或者经济制裁，必会引起国际油价上涨，最终也会损及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利益。
当然，伊朗此次的核研究重启伴随内贾德的惊人话语，让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感到不安。但细细想来，美国新保守派提出的对伊朗强硬态度与此同出一辙，二者都是在宗教热情之下践行心目中的普遍主义价值(布什的基督教自由民主和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普遍人权)。一方面，伊朗人在这样的激情下重启核燃料研究，让人捏一把汗；另一方面，或许布什同样的宗教使命感也在隐隐约约的促成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战争来“解放”伊朗。
其实，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带有强烈的一神教特征，极端排斥他者之神以及神属民族。而中国的价值观中却并没有这些因素，因而能够以更冷静和务实的态度化解国际冲突和威胁，维持和促进国际秩序体系，这正是“负责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与责任所在。设法平息伊朗和美国方面的宗教热情和战争意气，才能一方面使得伊朗核研究真正归于国际法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和平目的，另一方面使得布什政府更加务实审慎，权衡利弊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全球安全。
其实，曾做过贸易代表的佐利克最鲜明的风格正是务实。美国政界的评价说他不属于鹰派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他多次使用“邪恶轴心”的概念，但在外交上手法成熟，较能沉得住气。显然，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不断推进中美战略对话，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佐利克功莫大焉。或许，这种风范能使得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取得令人期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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