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中的工会角色新探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表明国资委重新认可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意见》的诞生似乎在激励经理人阶层同防止经理人掠夺行为达成一种平衡。但是，就媒体对《意见》释放出来的反应来看，普遍表达了一种疑虑感：他们认为目前大型国企往往是垄断性的，企业家能力的贡献度很小，也就是说 ，在设立垄断利润的条件下，企业家精神是廉价的。同时，人们普遍而且认为给比如5%左右的股权予经理人能否消解他们的资产贪欲也是值得疑问的。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已经在各个阶层之间蔓延，“草根”们认为，经理人登上一张人民的钞票远走高飞是即将发生的剧情。

　　郎咸平的“信托责任”观点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严重性。郎认为，可以通过严刑峻法创造出经理人的“责任感”，残酷的惩罚会让经理人唯唯诺诺干好本职工作。“责任感”以及某种“道德”是否可以由法律凭空创造出来？这是件可疑的事，就像加刑过重并不能降低总体犯罪率一样。

　　根据哈耶克的见解，责任感和道德都是长期博弈后的产物。它们的出现体现了一种传统精神的流淌，这种传统精神流淌的前提是，“平等而丰富地让那些有着自由行为能力的利益者(群体)恰如其分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平等而丰富，这个词组体现的是一种生态学的概念。这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国企改制是否应该在企业产权的生态学上大做文章？

　　国资委已经答应在大型国有企业增资扩股时经理人可以获得一些股权利益，实际上，这是将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暗权力”明晰化。实际上委托-代理理论告诉人们，经理人在企业里的确具有某种优势地位(相对于资本方和普通劳工来说)，并且要认可这种地位，最好使得这种优势地位能够同国资增值“激励相容”。但是，国资委应该认识到，企业的劳工阶层也应该有权力获得股权。劳工阶层股权的获得可以看作是扩展企业产权生态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劳工获得的股权比例至少不低于经理人阶层(有效率的博弈和监督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劳工阶层的股权可以划到大型国企的工会名下。我们国企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为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会或许还有新的任务，那就是为完善我国的企业产权生态作出贡献。

　　于是，大型国企的产权生态由三部分构成：国资委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在股权上它是占大头的，它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一种行政官僚式的；经理人股权代表的是企业家能力的价值，它是对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资产贴现”；另外，工会的股权代表的是经理层以外的普通劳动者，它的存在证明了“企业服务的是所有的相关利益人，而不是国家或者经理”。

　　国资委要求在向管理层转让产权的过程中，管理者必须要付出真实成本的代价(自筹的方式)，不能通过把本企业的利益输送给自己达到完成收购股权的目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有一些操作手段是不好杜绝的，比如利用信托和非法筹借资金的方式来完成收购，因为国资委那种非市场化的调查手段使用起来效率并不乐观。

　　而向工会转让股权，国资委不能指望企业普通员工拿出真金白银。可以用企业一部分的税后利润作为工会购买企业股权的资金来源。在职员工可以享受股利，如果脱离企业则丧失股权的收益。重要的是，工会可以用竞争性中标的方式将这部分股权委托给一些资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收取委托费用)，然后这些资产受托人可以通过财务稽核或者董事身份等角色形成对企业经理阶层的监督。

　　波兰就是这种改革观念的试验地。波兰的产权改革在整个东欧是最成功的。其迷人之处在于强化了企业产权生态的丰富。波兰的国企是首先进行了ESOP(全员持股)，然后开始了阶层分化和利益争吵，劳工阶层将股权由工会统一行使，工会让有经验的资产受托人用会计手段和董事会审核等方式加强了对贪婪的经理人阶层的控制。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竟然是在丰富的产权生态环境下、通过锱铢必较、紧张活泼的动态博弈巧妙地产生了。

　　丰富企业产权生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的产权博弈力量，也许会给我国产权改革带来新的富有激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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