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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这些中国富豪都将收到吉林农民刘福成的求助信。今年1月，刘福成出生仅两个月的女儿被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为救女儿，他借钱53户，然而“6万多块钱几天的工夫就没了”。1月10日，刘福成开始拿起笔给中国富豪施正荣写了第一封求助信，由于没收到回信，他又给其他一些
他听说过的富豪们一一写起了求助信(《华商晨报》1月23日)。
这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不在于看不起病以及得不到有效救济———毕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也不在于当事者向富豪们写求助信的行为，因为这大抵也是穷极无奈的人们通常都会想到的一根稻草。因此，若说新意，只在于公共媒体介入到刘福成这一求助过程中来，并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引领公众去关注富豪们的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公共媒体借贫民之手实施的对于富豪集团的一次“点杀”，一次公然的“逼宫”。
这是公共媒体对于规则的一次突破，或者就是一次越位之举、蹈险之举。尽管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向富豪求助，但这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很私人化的行为，而且求助与救助本身，也都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因此，媒体的介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权利与自由的“粗暴干涉”，是对媒体权力的误用。假如这种做法一旦被大量复制，媒体也就将成为一种被义愤所把持的工具。同时，其所导致的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即使最后有人愿意施以援手，也似乎是屈服于媒体影响之下的被动结果，更有违慈善的本意。
但尽管如此，我不难想象的是，媒体的这种蹈险之举很可能不会让太多的人反感。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些背景：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富裕阶层拥有最好的生存条件，大量贫民群体有时连起码的救济都没有。与此同时，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富人集团虽可拔一毛而利天下却不肯为之，也就造成应由慈善参与的社会公平机制远未健全。这种现状不仅产生了“仇富”这样的社会心理，也导致对于富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一直都是公共舆论热点所在。如此种种，使得媒体的此番越位与蹈险变得“理直气壮”。
很难说，媒体的蹈险之举到底是好是坏。就那位出生仅两个月的婴儿来说，我们都希望她得到救助，而在媒体的介入之下，这个结果似乎不言而喻。“能救一个是一个”，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忍心去质疑媒体的越位。但从媒体应有规程或社会权力的格局而言，这样的蹈险之举又实在不值得称道或鼓励。因此如果说面对这一事件时真正的心情，只能是一种更深的悲哀。这种悲哀已不独在于富人集团的社会责任意识、反哺社会的意识还很不充分，更在于整个社会救济机制的缺乏。
富豪的救助只是社会救济的一个层面，单纯依靠这一层面的发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纾缓整个社会对于救济力量的普遍需求。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救济机制，它应由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富人集团共同构建而成。事实上，具体到刘福成一家所面临的救济需求，更应是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来自政府层面的救济却处于失语的状态。
媒体对于富人集团的“逼宫”蹈险之举不能成为常态，但更重要的是，公民生存权利难以保障的事例不能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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