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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后，1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经济运行发布会再次表示，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将通过加强对相关行业价格、投资等情况的监测，公开披露信息，及时预警。
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过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表现为企业库存增加、物价水平下降、企业投资减少。然而，在行业供给普遍过剩状况下，企业仍然不断投资进入
，以致国家不断出台抑制政策，在世界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现象。
生产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可变量，这种变动性的幅度，与生产要素投入中的固定资本所占的比重有关。产能过剩对于重工业行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行业而言影响相对较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消费品领域普遍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但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的一个原因；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竞争激烈、成本不断下降和技术水平不断上升的喜人局面。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多数出现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领域，如钢铁、电力、石化、汽车、建筑材料等国民经济领域，与新一轮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周期存在密切关系；二是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占有相当比重。可见，计划同样不能避免生产过剩，特别是当政府决策和政府参与的投资与市场需求发生错位时，同样会发生计划不能控制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重化工业领域如此严重的生产过剩？有市场竞争的原因，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政府控制生产要素价格直接参与或控制工业投资活动导致的工业过度配置资源的原因。问题在于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为什么还有众多投资企业“飞蛾扑火”、奋不顾身投身其中，而政府迫于形势不断限制过剩行业项目的审批？
我们认为，有三个因素是决定性的：第一是着眼于“中国因素”带来的低制造成本，主要体现在低劳动力成本、超低地价的土地供给、对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管理职能的缺失，以及远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汇率，决定了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产品，不管其技术含量和品牌如何，由于其折算成外币的超低价格，必将会获得世界市场；第二个因素是大量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存在，由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严重缺失，为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该行业竞争国有企业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而一些国有企业不负责任的投资冲动以及较少受到政策限制的体制环境注定会不断扩大产能；第三个因素是投资体制的不合理和政府参与产业投资的强烈冲动，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目前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这些税收意味着只要上投资项目，尤其是搞工业项目，只要企业开工投产，不管有没有赢利，按生产规模，都要向地方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因此各地政府会热衷“摊大饼”、上项目。
从理论上说，解决方法有二，一是“消肿”，二是扩大终端的消费需求，双管齐下必然有效。从“消肿”方面看，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包括设备淘汰和企业退出两种方式，需要通过确定公平的技术标准、完善的产权市场以及规范企业的兼并、破产机制给予保证。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打破种种投资禁区，向民间充分开放投资机会。当前要特别打破限制民营企业以并购方式进入汽车、钢铁、电力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各种政策禁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健康经济增长，形形色色的消费需求才可以自然获得满足和提升。
扩大需求的根本措施，实际上要求我们进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降低居民的“谨慎型”储蓄，刺激消费；同时，金融、税收体制及汇率形成机制等多方面改革的推进，既可以消除体制上的不利因素，也有利于刺激居民的消费。此外，在多元投资主体的条件下，政府有必要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的、公平的、可以预见的宏观投资调控体系。这种宏观调控应当摒弃政府直接控制项目投资的做法,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符合市场效率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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