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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屡次求职未果的北大毕业生武小锋，在家中炕头落寞地穿着糖葫芦。媒体的关注使得用人单位的橄榄枝，频频抛向这里。1月20日下午4点，武小锋决定：到鞍山“爱母医疗”工作。
我们在为这个北大学子祝福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想到更多的就业艰难的大学生们的就业处境是否因此次事件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只靠媒体或其他
力量才得以转变的命运对于其他大学生是不公平的，也无助于大学生们就业状况的根本改善。
笔者认为，武小锋的就业艰难折射出的是目前大学生们就业资源配置不公的严峻现实。
笔者所在学校虽然只是一所普通中学，但是因在主城区，近年来也成了大学生想要的香饽饽，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学生也都想来。学校进人的程序一般是先到学校试讲，试讲通过后，再向教委上报。教委组织专家组再一次审核后，再向区人事局上报。表面上看，这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能进入的都是佼佼者。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笔者既是学校考察组的成员，又是教委组织的所谓专家组成员。但往往我们这些专家组成员认可的人不一定能进得来；换言之，学校想要的人才进不来，学校不想要的人往往通过各种关系进来了。
因此，这种表面公平的进人机制掩盖不了就业资源的分配不公。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
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正在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如此次武小锋靠媒体的炒作关注而找到工作，一个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这也是笔者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只知责怪武小锋无能的大话反感的原因。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的顽固盘踞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如果一个社会上升通道被严重受阻，那么相当部分社会成员必然弥漫着失望和对抗情绪，甚至因此失去共同的价值和信仰基础。
因此，解决就业之难不仅是解决就业岗位不足、结构性失业和教育方向及专业配置问题，而且更应解决的是就业机制中的资源分配公平、公正问题。笔者认为，这也才是全局性、带根本性的问题。重庆市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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