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错了

　　文/王东京

　　写这篇文章，起因是政府要再度扩大内需。其实，这个话题已有大量讨论，上网收搜，相关的文献触目皆是。不过时过境迁，现在回头再读这些文章，不免让人有药不对症之感。

　　回想七年前，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凭，1998年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另有1000亿配套贷款，都尽数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当时有人说，政府扩需的办法，是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仿效了罗斯福新政。

　　是的，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要加以借鉴，本也无可厚非：何况，凯恩斯乃经济学一代宗师，他的学说对政府产生影响，更是不足为怪的事情。问题在于，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理由，于今看来似有疑点。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失业的成因是需求不足，而如何拉动需求，凯氏认为重点在投资而非消费。何以如此？其立论根据，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有乘数效应，此言不假。比如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去买煤，20%发工资，若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对投资乘数，大学经济学课本皆有介绍，而且分析逻辑井然，无懈可击。

　　而我的疑问是，投资能创造收入、放大需求，消费不也照样能够吗？假若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家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铁，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多少有些瞒天过海的味道，虽然理论上未必站不住。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会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对此，凯恩斯曾提过一个办法，即政府把劳力组织起来去挖沟，然后再让另一批人把沟填起来。这样一挖一填，既耗费了社会存货，而又没有增加产品，故不会导致新的过剩。

　　不错，挖沟填沟可以扩需，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政府怎可以去做呢？倘若政府不能做，那么就得改换思路，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有人说，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国人观念保守，不如欧美人潇洒。其实，这哪里仅是观念问题，纵然你开明，也想学人家阔佬富婆，一掷千金万金，可要是囊中羞涩，你学得了吗？

　　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对这事，学界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年，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本来，上届政府就曾打算替大家加工资，结果也因缺钱而搁浅。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说缺资金，那时缺的是物资；今天我们生产过剩，可政府仍说缺资金，那么现在所缺的，显然不是物资而是纸币。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当然，印钞也不能过量。

　　的确，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

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有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

罗马，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果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于内需不足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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