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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刘明康主席在1月18日闭幕的银监会2006年工作会议上强调，银监会将积极引导民营资本等国内外资金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尽量统一中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和要求，努力建立中外资银行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监管环境。
经过去年岁末那场甚嚣尘上的“银行贱卖”的论争后，金融改革的决策者们近来开始频繁地修补和调整着开放的政策。不仅有关监管当局的官员纷纷出来表态,对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股权比例会有严格限制；各银行的掌门人也一一出面澄清,声称国内银行没有对内地企业关上大门,只要符合条件均可参股。
中国银行业，与其说缺技术、缺管理、缺信用文化，说到底其实是缺体制，试想没有体制的保障，能内生或移植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文化吗？遗憾的是，技术、管理和文化却一度被奉为单向向外资开放的理论依据。
很难想象，在没有对内开放的情况下，单向对外资开放的银行改革路径，会不会成功？再过一年，WTO的后过渡期就即将结束。四大行也已经股改其三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外资有兴趣的也已经布局得差不多了，中国银行业真正留给民营资本的时间和份额还有多少呢？现在规则上是平等了，但本土民间资本或许已经历史性地失去进入银行业的最佳时机了。中国民间制造业者转型升级为民间金融业者的历史性进化路线或许也已经不是那么理想了。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实业家曾经走过了这样一条由制造业扩展到金融业的升级路线，诞生了交通、招商等著名的本土银行，和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平等竞争。100多年过去了，当这些外资银行又回到这片沃土时，发现当年他们的中国民间对手已烟消云散，并且可能失去了重新参与竞争的机会。
早在200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意见》中已明确指出，要逐步放开对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私营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但民间银行的发展一直不能让人愉悦。其中，反对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的一个理由，是民营银行财力单薄，资信不足，易于引发或大或小的挤兑等金融危机。事实上，这种思想客观上延误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要消除这些弊病，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建立正规的存款保险制度。
反对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些民营企业控股银行的动机不纯，意图通过关联贷款或以其他形式套取银行资金。应该承认，恰恰是某些民间资本自身的短视和贪婪，促使主事者彻底关上了一度向他们半开半闭的金融之门。比如德隆在监管者眼皮底下曾经进入了那么多的银行和金融企业，非法揽储达450亿之巨。问题在于，这类问题是完全能够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监管加以防范的，诸如收紧对民营银行与关联人士的信贷以及对他们之间的其他金融往来的监督和控制；必要时要由股东作出避免关联贷款的承诺等等。民营银行的发展决不能因噎废食。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努力打破金融垄断、解除金融压抑，培育良好、公平、公正金融竞争的格局，最终提升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可以回顾一下当年第一代改革设计者在制造业改革上是如何选择的。首先，打破了民间(个体或集体)兴办加工制造企业的禁区，先是1979年在农村(乡镇企业)，然后是1984年在城市(集体中小企业)，这是“解禁”。等到1992年之后，开始允许积累了一定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的私人企业主以及体制内的“能人”，收购濒于破产的国有制造企业，这是“改制”。以上措施构成了所谓“对内搞活”。与此同时，逐步向外资开放制造业，但要求外资与国有企业“合资”，这是所谓的“对外开放”。就这样，中国制造业逐步形成了国企、民企、外资“三分天下”的格局。于是，在整个制造业，一方面，死气沉沉惨淡经营的制造业一变而成生机勃勃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和本土资本基本上达到了平衡。
银行业改革何尝不能借鉴中国制造业改革的经验呢？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行对内开放；积极稳妥地建立一批民营银行，特别是培育一批真正的职业银行家。民营银行的建立不仅仅是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重要的在于打破金融垄断的格局，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这和外资引入的目的不是一脉相承的吗？现在银监会提出将引导民营资本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无疑是打破金融垄断的格局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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