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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岁末，中国总有不少经济学家要就下一年的经济增长做一番预测。同样，每当政府出台大政方针的前后，在中国也总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宣扬各种对策建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乐此不彼？以研究理性人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其自身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并非认识不到这种职业风险，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存在着扭曲的对经济学家的市场需求。
大体上，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市场:一是学术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探寻知识，启迪心智；二是政治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提出政治忠告，并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和辩护；三是公司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公司的运营模式和市场趋势提供咨询，并游说政府使之出台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这三种类型的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
由于经济学学术界自身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形成自己的权威，不能提供学术研究的最主要回报——在同行中的声望，强势的政治需求市场便有了巨大的空间来塑造适合其需要的所谓学术权威了。经济学学术市场缺乏独立性还表现为缺乏自由和批判性思考的氛围。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失去独立性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主导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式所决定的。在中国，很多领域的经济改革，比如农村土地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是沿着“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这样一种改革路径进行的:企业和个人出于对利益机会的响应，突破计划体制的限制，进行“非法”的市场化创新；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基于对改革风险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对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市场化行为加以保护和引导，实行“局部合法化”。一旦改革取得成效，地方政府便设法要求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加以确认，进行“全局合法化”，中央政府在观察到改革收益和风险以后，通常会有选择性地对不同地方的市场化改革行为加以确认和推广。这样一种“个体非法→地方局部合法→全局合法”的改革程序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一个巨大并具主导型的对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
在中国，公司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其争取相应的政策资源，为公司突破原有体制限制提供理论基石。此外，公司突破原有政策的限制，利用法律空白获取利润的行为，由于没有相关法规明确的保护，经济学家提供的理论支撑往往也就成为了其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辩护机制了。
(原载1月20日《经济杂志》，作者高鹤，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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