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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政协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座谈会上，王岐山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利益诉求显性化的趋势，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经济社会不协调等矛盾显现出来，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谈到农民工问题时，王岐山表示，北京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北京也离不开农民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指标，也是一个和谐的概念。(1月17日《新京报》)
前一段时间，总是不时有来自京城的专家学者甚至人大代表从所谓学术的角度向政府建言，要限制北京人口数量，建议抬高进入北京的经济门槛者有之，建议抬高进入者学历门槛以防止“低素质”群体进京者亦有之。而所谓的“低素质”群体的指向往往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群体甚至直接指向外地人。
从人口数量来看，根据北京市发改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超过1170万，属于超大型城市，限制人口增长确实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限制人口也当“限”之有道，在当代社会，人才的自由流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有迁徙与选择定居之地的自由，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一前提之下，依旧期望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限制某特定人群的进入就显得既有失基本公正，又不具备可行性。其实只有找到了城市过度膨胀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为城市科学减肥。
北京人口的膨胀的根源不是外来工太多，而是其城市功能错位所致，既要当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又要包揽从高到低各类产业的全国中心，如此的追大求全怎能不导致人口膨胀与资源紧缺？靠堵不如靠疏，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才是通向解决一些超大城市过度“肥胖”问题的根本路径。
此外，以提高进京学历门槛限制人口更是显得荒唐。如今奥运场馆的建设者、为北京中产人士作家政服务的劳动者们恐怕是难有大学学历的，可是这些劳动者在北京的需求量怕是比起研究生来只多不少吧。以学历作为鉴别人才的唯一标准，已经早为社会所诟病。究竟什么样的人该进京，不应该设立学历这一唯一准则，而应该由社会需求与市场发展来决定。社会需要各类人才，而人才的评价标准要以能力为准，要以其对社会所作贡献为准。“学历准入”既不科学，又有失公正，更脱离实际，理当慎提才是。
其实，随着经济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进城本是这一过程的常态，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民工流入城市既是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寻求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城市发展对于人这一资源的内在需求。正如北京市长王岐山所说“北京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北京也离不开农民工”。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民工当然没有道理被首都拒之的门外，如何让他们顺畅的进入，快速的融入倒该是首都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兼顾各阶层群体的利益、就要努力维护各阶层群体的权益，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王岐山市长“北京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正是对于农民工基本权益的有力维护。
更加值得欣慰的是，本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该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两名来自江苏农村的打工者徐汉祥、沈厚平，作为375万在沪外来务工人员的代表，首次列席会议。此举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向农民工敞开进入城市之门以外，更要让他们顺利的融入城市，让他们的需求、利益和心声有表达的通道，正是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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