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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剑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在《财经时报》撰文，认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
这令我想起去年六七月间，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该蓝皮书指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85%的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而前几年民企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5年。
对此，仲大军先生认为，民企短寿不是坏事。企业平均寿命短，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灵活，市场活跃。仲大军先生同时承认，我国民企平均寿命短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主宰和垄断着一些大工业部门，剩下的是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竞争性的领域中，由于竞争的激烈程度较大，新陈代谢程度也比较高。
去年11月，在杭州世贸会展中心，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郭凡生批评说，目前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做品牌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这是民企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其外在主要表现是，好炒作成了企业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惯用手段。“秦池”“爱多”等“泡沫”品牌，说倒就倒，正是前车之鉴。他认为，品牌是“人品”“产品”“企品”的合一，要靠科技创新，靠文化来支撑。
上述论述各有侧重，谢国忠的判断无疑更入木三分：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
首先，私营企业时刻担心规则的变化导致前功尽弃，只好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其次，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私营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的原因。这一点，从国家行政力量强势治理矿难问题上可见一斑：国家2004年关闭年产6万吨以下的小煤矿，2005年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其理由并非法定，而是行政官员定。矿主不知道被关闭的命运明年是否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法定的明确的预期。在此前提下，矿区建设和安全投入基本成为空谈，资源严重浪费的掠夺式开采在同等规模的小煤矿中随处可见。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我国民企的寿命跟官员任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地方官员交流、轮岗十分普遍，任期偏短，虽然县市官员的法定任期一般都有五年左右，但事实上，县级官员的实际平均任职时间只有两年多。它跟民企平均寿命的两年多或三年多，正是一条铁路的两轨并行关系！法治的首要任务是约束政府权力，如果法治政府不立，任何人都将对未来缺乏明确、清晰的法定化预期，任何有关节约、创新的构想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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