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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已近，农民工的讨薪话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近日，发生在深圳的一件相关事件，就成为人们议论焦点。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公安局在“深圳打击恶意逃薪公开处理大会”上，当众拘捕了8名身为企业老板的犯罪嫌疑人。在过去的2年间，这8个人分别采取各种欺骗手段，恶意拖欠350余家供货商货款达人民币4100多万元，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余万元。据
悉，此次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在“如潮般的掌声”中进行的。
毫无疑问，深圳相关部门的这一行动，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违反《劳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来获取非法利益的业主来说，将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这种威慑作用能否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还有待观望，这是其一。
其二，有理由担心这种已经被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明令禁止的以“公开的大会”形式拘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将不仅对城市形象带来损害，也是对国家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的违背。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在没有被法院宣判为有罪之前，对所有的人都应“推定”为无罪。法律常识告诉我们，这几个在“潮水般掌声”中被铐起双手的老板从法律上讲，完全有可能在法院的最终判决中被确定为无罪。所以，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最终被判无罪的话，这将为相关部门以后的工作带来被动。
不过，客观而言，在雇员和雇主的不平衡博弈中，政府介入并非多余，相反，在现阶段尤为必需。但是我们仍然怀疑仅依靠行政力量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办发[2003]94号、2004年国办发[2004]78号文件，乃至后来最高法院、司法部、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的一系列文件中，已经多次出台了许多保障农民工工资利益的政策和措施。从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透过深圳的这起事件和其他一些情况来看，问题似乎依然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总体而言，农民工通常缺乏的不仅是城市生活的社会经历，更为缺乏的是有效的组织形式，并通过组织的力量与雇主进行平等的对话机制。很显然，单个农民工的谈判力量在相对强势的雇主面前是极其微弱的。
考虑到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体系，通过分析，可以明确欠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政府执法的决心不够大，也不在于政府对农民的利益不够重视，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农民工缺乏有效的组织，从而导致了农民工没有能力与资方展开平衡的利益博弈机制。所以，在目前法律已经基本具备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农民工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雇主展开平等的讨价还价机制，应当考虑尽快按照《工会法》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的相应规定，在全国总工会的统一指导下，尽快地在尽可能多的行业或企业建立起良好组织的工会体系。
当然，考虑到现实中以单个企业为基础的农民工工会组织，在运作中可能会出现在单个企业的情形，在设计农民工工会组织时，可以根据《工会法》的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在各地已经建立的工会的帮助下，建立以该地区的农民工为主体的“纺织业工会”、“建筑业工会”、“服务业工会”等。各产业工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规范运作，并根据法律规定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如此，不仅可以使得基层农民工工会摆脱单个企业的可能限制，也使得农民工利益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
在这些农民工产业工会或企业工会有效运作的前提下，不仅可以让政府部门从无数的劳资纠纷中退出，进而形成“居中裁判”的角色，而且由于工会与农民工会员联系的紧密性，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工寻求利益保护的成本大为降低。如此，既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权威形象，而且通过农民工工会的建立，使得劳资双方力量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平衡，将使得更多的劳资纠纷通过在前期的有效谈判，从而得以避免。最终塑造一个更为公正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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