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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涨利润不给工人涨工资”。上周，江苏省副省长对一些企业的公开批评赢得了很多喝彩，同时，也有诸多评论指出这样的呼吁起不到实质作用，只能“赚个彩头”。显然，在副省长公开指责企业不涨工资的行为后，公众更关心的是，是否有好办法让“涨利润”的企业把工人工资也涨上去。
正如一些对副省长“冲冠一怒”不以为然的评论所指出的，涨不涨工资实在是企业的
分内事。只要合法经营，工资标准不低于政府的规定，不拖欠赖账，不强迫、欺骗工人，给工人开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企业主。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企业主当然要追求最大收益；从资本的本性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更无可厚非。既然800块钱可以招到合格的工人，非要求企业主掏1000块钱，恐怕并不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原则。即便利润增长了，是否就必然应该给工人加工资呢？要是企业亏损了，企业主能强迫工人不要薪水替自己干吗？
以上并非要批评副省长的呼吁无用，笔者对某些评论中“只能赚个彩头”的说法也不完全同意。事实上，副省长批驳某些人以影响地区竞争力为借口，抵制给工人涨工资，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反映了新发展观指导下，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时，舆论上的引导和影响，引发社会普遍的关注和讨论，本身就为问题的解决开了个好头。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呼吁变为现实。
市场经济环境下，倡导用“看不见的手”调整交换关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开饭馆，好啊，那就得做出比对门那家更可口的饭菜，收取更低的费用，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如此，开店的和消费者都能得利，实现双赢甚至多赢。想赚钱可以，但不许造谣说对门那家的菜有毒，也不许通过偷税漏税和对门竞争。这里面，那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无拘无束，而是必须遵循“利己而不损人”的制度安排。而最理想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就是“让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达到“利人利己”的最高境界。
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诉求之一是和谐发展，其中，提高产业工人待遇，缩小贫富差距是追求“和谐”的重要一环。但是，给工人涨工资并不符合企业主的利益最大化，简单看，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对此消彼涨的矛盾。这就需要合理的制度发挥作用，使企业主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诉求达到一致。
设立门槛是一种制度安排。政府可以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迫使企业在统一的更高水平上追求利润。也可以强制使用类似SA8000那样的标准，达不到标准不准销售产品。不过，这类单向度的安排有个最大的难点，就是普适的最低标准不可能订得太高，因为不同行业利润率天然不同，对做电脑的企业合适，对做袜子的企业未必合适。而且，行业千差万别，又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制度设计本身可能就会因为成本高昂而无法实施。
好制度一定是双向度，奖罚分明的制度。如果以利润增长水平为考核基点，工资增幅与利润增幅同水平的，按正常税率纳税；高出利润增幅水平的，部分抵扣税款；低于利润增幅的，提高纳税标准。同时，可以向社会公布善待工人的企业名单，提高其美誉度，使其获得间接物质利益，还可以在获取公共资源方面给予优惠，比如工商、税务、劳动、物价等服务的“绿色通道”等等。如此，在公平环境下，企业主的利益可以和工人涨薪水的诉求达成一致，而通过赏罚分明的制度安排，也有望促进全社会达成善待工人的共识。
本报评论员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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