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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陆志明
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1月11日的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指出：“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个糊弄人的托词。相关部门必须给职工涨工资撑腰。”
因牵涉范围的广泛性和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如何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工人、尤其是民工的工资水平多年来一直未能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独特现象，也已成为中国拉动内需的重大瓶颈。对这一现象通常的解释一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供给相当充分，阻碍了价格的提高；二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当分散，缺乏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企业一旦拥有话语权优势，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其收益水平，降低工资成本是必然选择。
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标榜本地的低工资，这在短期内似乎起到了吸引外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工人工资水平低下有碍于其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高质量外资的进入需要的是有专业技术的熟练工人，而不仅仅是低工资水平，这种依赖低工资吸引的外资多数是简单加工的低质量外资，对于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树立形象并无大益。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影响外资进入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商务成本”的话，那么工人工资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土地成本、交通成本、公关成本、周围商业环境成本等均位列其中。在许多情况下，优秀企业进入考虑的更多的是综合因素，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工资水平。吴瑞林也指出：部分行业———如石化行业职工工资仅占总成本的4%，其他大多数企业的工资成本占比也不会超过10%。“工资成本提升破坏投资环境”一说实际上与现实相去甚远。
既然工资成本并非主导地区商务成本的唯一因素，那么工资水平的合理提升就可以通过降低其他商务成本来平衡。如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力除弊政，从而降低企业公关成本；防范囤积炒卖地皮行为，提供合理的开发用地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兴修道路、完善交通设施，从而降低企业进入的交通成本等等。如能做到上述几点，则提升工人工资非但不会拔高企业进入的商务成本，反而能够进一步筑巢引凤。因为收入水平提高以后，购买力才能得以提振，企业进入才有市场可言。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政府在企业与工人工资谈判中采用何种形式发挥作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对目前提供大部分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来说，实施传统行政方式的可能性恐怕不大。而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较以往有所提高，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如许多企业干脆一个标准执行很多年。目前可行的除了加大相关部门的核查力度，严厉打击相关的不法行为外，关键还在于提高工人的自主谈判能力，切实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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