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日本为镜

　　中国今天的结构调整面临着与当年日本的结构升级同样的问题：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面临两大矛盾，第一能源涨价，国际能源上涨了22．8％，第二日元升值，从1980年的360元对1美元，到90年代末的100日元对1美元。日本靠推进结构升级，由原来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了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工业，有效渡过了这个阶段。中国同样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只能靠通过国际产业升级来解决。

　　近年来，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从2003年开始，由于包括钢铁、水泥等等一些部门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并将有可能进一步严重化。

　　从刚刚闭幕的“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记者获悉了表明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以下统计数字———钢铁：钢铁生产能力2005年要达到3．5亿吨以上，预计在两三年内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将要达到4亿吨，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比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综合能力还要多；水泥：中国的水泥产量已占全世界水泥总产量的60％以上；汽车：发改委最近有一个统计数据，在几年以内，中国的汽车生产能力要达到1800万辆，2000

　　年中国国内市场汽车的需求是1000万辆，生产能量要超过80％；电解铝：现在生产能力是1030万吨，尚有260万吨闲置能力；铁合金：生产能力2200万吨，当前企业开工率只有40％；电池：生产能力1600万吨，有一半能力放空；交通能力已经超过需求1亿吨，而在建和已建能力各有3000万吨；另外，一般的机械加工制造、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以及日用商品制造能力都普遍存在过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提出：目前这一现象不仅未得到遏制，同时由于再次出现了投资过热，还将会进一步造成新一轮的生产能力过剩。最典型的投资过度的例子是铜冶炼，现在在建和已建项目有18个，总的生产能力是205万吨，到2007年总共可以形成370万吨的生产能力，将成为我国现有生产能力的1．3倍。即使不考虑市场和矿山资源，也会造成其他一系列问题：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价格的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亏损的扩大。如果企业破产，还会产生新的下岗和失业的问题；同时大量银行贷款会形成新的坏账。

　　搞宏观经济研究分析与预测的汪同三说，产能过剩是

中国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并在2006年的工作中重点加以解决。

　　过剩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原因究竟何在？对此，研究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过剩是宏观紧缩的结果，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要解决过剩，未来五年要进一步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实行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这会为资源带来更多压力；也有人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恰恰是宏观调控不到位的结果，真正该关的一些技术落后污染环境的小企业没有关停。基于这一判断，今后的政策应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对总量的控制以及对结构的调整；第三种观点，认为这是经济周期的必然结果：2002年中国进入新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更新设备，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周期，而社会总需求则被限制在一个稳定增长的范围，与前期高增长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成为周期性的矛盾，表现出了生产能力过剩；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投资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地方政府要解决就业问题；解决财政收支平衡问题，就得上项目，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下，很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第五种观点认为，高投资是因为生产要素的价格过低，土地价格、水资源价格、

能源价格、环保价格过低；如果今后五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投资成本上升，将会遏制高投资；第六，有些学者从体制角度出发提出，现行

　　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政税收体制，必然使各个地方政府鼓励投资、鼓励上项目。学者建议：在“十一五”期间调整这种财政税收体制。

　　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如何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认为，依靠结构调整是较好的办法。

　　他提出，结构调整主要应当着眼于两方面问题，第一，消除短缺和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第二，解决生产要素配制效率，推进产业升级。他的观点是：中国当前的工业结构既存在着短缺，像一些优质能源比如石油就存在短缺；同时也存在着如上所提的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吕政说，解决短缺和过剩，要靠提高效率，靠竞争来解决，所以结构调整的重点仍然是以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为中心。

　　他认为，结构调整必须以改善中国的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间的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目前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间的地位，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为主，这在今后还应继续坚持，但是决不应当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目前在中国的对外出口的贸易总额中间，57％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虽然我们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005年超过2500亿美元，占整个贸易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间，87．5％是加工贸易，并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和

知识产权，所以基本上是赚小钱。

　　就此吕政提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需要调整，当年我们利用外资需要解决两个矛盾：第一，解决资本的缺口。第二，解决技术的缺口。而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缺口问题，银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存贷差，银行不是没钱，而是找不到好的项目。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弥补技术缺口。所以结构调整需要解决和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间的地位，我们应当既坚持和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同时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提升出口贸易中间附加值高的产业的比重。中国既要从事劳动产业，同时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推进产业升级。

　　吕政提出，中国今天的结构调整面临着与当年日本的结构升级同样的问题：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面临两大矛盾，第一能源涨价，国际能源上涨了22．8％，第二日元升值，从1980年的360元对1美元，到90年代末的100日元对1美元。日本靠推进结构升级，由原来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了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工业，有效渡过了这个阶段。中国同样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只能靠通过国际产业升级来解决。

　　吕政提醒：在产业升级中，必须要看到生产要素的集中化趋势，第一项是优势企业集中，同时避免某些行业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尤其在资源密集型产业，要推进向大型产业集中，向优秀产业和优秀地区集中。另外，也应重视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深化专业化的分工。加工组装型的企业结构调整概括说来，就是资源密集型、家庭组装类型的产业要做专、做小。我们的沿海有很多这种大企业小生产型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最大，但是靠最小环节来制约的企业类型。一旦遇到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龙头企业可以帮助家庭组装小企业降低风险。所以吕政强调，结构调整必须注重组织结构的调整，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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