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需要做什么

　　高善文/文

　　中国消费波动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就业市场的改善和工资的提升,后者主要受到供给能力释放过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然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下,由OECD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外部需求扰动也对中国企业利润状况和就业条件产生明显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如果未来中长期内的经济调整过程不能通过及时降息等手段来稳定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就业市场条件,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难以真正启动。

　　零售增长来源于供给能力释放

　　带来的就业扩大和工资上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零售增长率有3次显著的加速(图1),分别是1995-1996年、2000年和2005年以来三段历史时期,其中2000年的加速达到的高度略低,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从理论分析看,零售的增长应该来源于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上升;在中国经济迄今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就业市场的改善当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机制可能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急速扩张,经过一定时期的滞后形成了供给能力的释放,供给能力的释放需要扩大对劳动力的雇佣,从而形成了就业的扩大乃至工资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供给能力释放的后期,部分企业会由于竞争加剧和经营恶化而裁减员工和降低工资,这一过程最终会形成就业的恶化、消费的减少和投资的下降,并迫使经济进入衰退过程。

　　对比经验数据看,1995-1996年的零售加速过程,在1992-1994年期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开始于1995年(滞后于投资扩张大约3年左右);在供给能力开始释放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差的扩大、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和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企业盈利已经下降到很低的程度,而法定利率水平却居高不下,从而形成了就业恶化、零售下降、投资回落和顺差被迫大幅度增长的局面,并使得经济由此进入低迷阶段。

　　2004年底以来的零售加速,经济过程与1995-1996年前后具有惊人的一致性:2002年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大约开始于2005年初。

　　新的消费热点和“扩大内需”并不能使零售加速

　　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经历过短暂的零售加速,对于这次零售加速,曾经有分析认为,2000年的零售加速来源于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是手机。

　　手机销售在2000-2001年期间,确实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使得这样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这样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还经历了汽车销售的爆发式增长。我们知道手机和汽车的销售都被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中,并且汽车的单位价值比手机高出许多,汽车的年度销售额也远高于手机的年度销售额。然而检查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看,这两年的零售增长率非常低。如果“手机说”(或“消费热点说”)是正确的,那么逻辑的预测是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率应该很高，2003年的数据可能有SAS方面的原因，但2002年以及2003年下半年零售的低增长无疑揭示“手机说”存在重大纰漏。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新的消费热点出现的情况下(例如汽车或手机),如果消费者的就业状况没有改善,工资没有上升,获取贷款的能力没有增强,那么消费者在增加了对汽车购买的同时,必然被迫缩减其他类别的消费支出,从而形成汽车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

　　同样的过程适用于“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知道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并部分通过给公务员连续加薪的政策来实现。然而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零售并没有被刺激起来,基本的原因在于企业盈利恶化和裁减员工的过程没有停止,就业市场的改善没有发生。

　　OECD生产反转难以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下降趋势

　　2000年的零售加速,我们认为是一次由当年全球经济加速带来的扰动。1999年底开始,OECD的工业生产开始显著加速,并在2000年达到接近5%的高增长率;这次外部需求的加速带动了中国进出口的加速增长和加工贸易的扩大;还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工业品价格的回暖;全球工业品价格的上升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带动了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出口扩张和工业品价格上升改善了中国企业的盈利,带动了产出的扩大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从而带来了零售的加速。2001年全球经济扩张过程停止,并转入衰退,因此中国的零售扩大过程也趋于结束。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厂和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装配环节；我们知道OECD经济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非贸易的服务部门，这暗示中国需求外部波动的解释因素应该是OECD的工业生产(而不是OECD的GDP)。

　　中国出口增长率与OECD的工业生产确实保持高度同步,在增长率的变化拐点和趋势方面,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图2)。实际上,相对于OECD的工业增长率,中国出口增长率波动的中轴在这十几年中经历了一定变化,特别是2001年以来,出口增长率的中轴似乎明显抬高,可能的原因也许在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跟随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刺激。

　　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也保持高度同步,期间的差异显然形成了贸易顺差的波动,而我们知道贸易顺差的波动可以用国内经济的平衡状况来解释(见《新财富》2005年11月号前沿)。

　　从2000年零售波动的情况看,外部需求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认真关注,那么,未来外部需求波动的趋势和影响如何呢?

　　OECD组织发布的工业领先指数(领先半年左右)对OECD的工业生产波动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图3,从历史数据看,其预测方面的失败主要在1991年前后,其原因仍然不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OECD工业领先指数已经触底反弹。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指数的预测能力,其含义在于:OECD的工业生产下降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并将见底反转;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会太严重,并可能逐步反转。

　　困难也许在于我们仍然不清楚OECD工业的反转会持续多长时间,会反弹到何种高度?从外部预测的情况看,主流的判断倾向于认为OECD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在2006年至少将维持相当于2005年的水平,甚至可能更高。然而,对于中国的工业品价格指数来说,考虑到中国供给能力的释放和未来工业生产的减速,结合此前的估计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

　　作者为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光大证券研究所莫倩协助数据处理(《新财富》2006年01月号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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