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的两顶帽子应当摘掉

　　2005年12月6日和9日，《国际金融报》连续发表了董少鹏先生的《郎咸平的两个致命错误》、《续谈郎咸平的致命错误》(以下简称《错误》)两篇文章，对郎咸平近年来的言行算了一下总帐。笔者是在12月20日写《郎咸平“本来就不该讲话”？》时才看到，对其煞有介事的理论化诚惶诚恐，对其上纲上线地严重化不以为然。因有其他事情，延至今日才来争鸣。

　　《错误》二文说，“在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的同时，郎咸平先生持续不断地犯着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甚至是致命的)：一是‘路径强迫’；二是‘概念绝对化’”。笔者认为，“路径强迫”和“概念绝对化”两个新名词，是扣在郎咸平头上的两顶帽子，应当摘掉!

　　“路径强迫”，是作者给郎咸平戴的第一顶帽子。理由是“他的一个典型主张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业上市”。

　　“强迫”了吗？没有，正如作者所言，郎咸平是在提“可供参考的意见”。强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施加压力使服从。郎咸平一介教授，他在香港教书，不在国务院担任负责改革的高官，既无向改革施加压力的权力，也无施加压力的机会；他不过是通过演讲或文章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情况，宣传了他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或主张，并没有向谁施加压力，更没有要谁服从他；他的意见只是“可供参考的意见”，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并没有强迫人照他的意见办。所以“强迫”一说，不能成立。

　　“路径”呢，“他的一个典型主张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业上市”，那这个路径并非坏路径，一，改革的政策允许和鼓励上市；二、不少企业自己就有上市的内在要求；三，不少地方以本地有上市公司为荣，且上市得越多越有政绩；四，全国已经有上市公司1400多家；所以，郎咸平的这个“典型主张”并没有犯错误，不但不会致命，而且会使企业、使经济得到新的发展。

　　鲁迅先生曾经提醒写文章的人，不要生造别人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照鲁迅先生这个思路走下去，写经济学术批评文章最好也不要生造一些莫测高深的新词语，譬如这个“路径强迫”，就很让笔者仰视了多日，待把它拆开来分析，才知道这是个新翻杨柳枝。

　　借用这个提法，“路径强迫”的事好曾经发生过。前些年的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媒体上宣传过，地方政府组织参观学习过，一些地方也引进、照搬过，那种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不知道是否能叫做“路径强迫”，如是，正如作者所言，“改革开放的实践同时证明：简单和路径强迫恰是失败的教训”，其后的政策调整也说明了那种“路径强迫”的不智。然而，郎咸平讲演与此并无相同之处，他不是改革的组织者、指挥者、实施者，而是一个关心改革的教书者，“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怎么能认定他在搞“路径强迫”呢？

　　作者认定郎咸平搞“路径强迫”的另一理由是，“郎咸平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目标都是错的”，可惜作者没有找来郎咸平有此类意思的原话。因此只能给人这样的感觉，这不过是作者认为的“郎咸平认为”而已。

　　郎咸平曾经说过，“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国有企业效率高，不用改制”，这是他的一人之言，一时之言；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是香港的教授不是内地改革的组织者或智囊者有关，与他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不周延有关。所以，对他不应求全责备，既不必强求他提出如何在操作中防止瓜分国资行为的建议，也不必苛求他不说句把错话，更不必认定他是“否定既往的改革路径”；且不说改革本身就有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政策，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将郎咸平推到“激烈反对既往改革成果和经验”的位置，已经不像学术讨论而像政治结论了。郎咸平关心内地的改革，关心国资的安全，关心公众的利益，有良心，没坏心。共产党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即便是不对的意见，历来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学术界也应持这种态度，不要搞“路径强迫”的“帽子强迫”，不必打“否定改革”的棍子了。

　　“概念绝对化”，是作者给郎咸平扣的第二顶帽子。理由是，郎咸平“给国有企业改革贴上‘只利于少数人’的绝对化标签”，说“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郎咸平将“中美医保制度对比‘绝对化’”，说“在美国‘你不必交保证金的，你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

　　郎咸平所说的这些问题“绝对化”了吗？我看未必。郎咸平是香港的教授，他谈问题的方式，不是按照内地一些官样文章和官样学术文章的做法，先肯定成绩和主流然后才字斟句酌地说问题；而是直接了当地指出问题，因而给人一种专找问题的感觉；这恰恰是教书人的真诚和直率，不是什么绝对化。如果指出存在问题就是“概念绝对化”，那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是搞群言堂还是一言堂？经济学术讨论是搞百家争鸣还是主流经济学派一锤定音？

　　“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之说，并非“不符合历史事实”。原先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绝大部分改革改制给了原企业的负责人，这些人以低代价获得了超值的资产，一夜之间成了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成了城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大部分工人下岗、内退、买断工龄、社会分流，老弱病残的包袱全部推给了社会，青壮年工人重新就业工资却没有了原先的高度，还要诚惶诚恐地感谢红色老板们给了自己出卖劳动力和技术的机会。这些改革的代价由工人群众承担，改革的利益在少数人那里体现，是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人们亲身经受的事实。

　　《错误》二文说，“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丰盛、消费品价格稳定、国家税收增加，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受益者。”这话很对，尤其是逗号以前话很对。但“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受益者”，目前还只能在国家税收增加上体现，尚不能从基层群众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上体现出来；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贫困职工生活于最低保障线(这个最低保障线就是社会负担的改革成本)，就不会经常号召工薪族捐助解困金(没有听说富豪们经常捐献解困金)。坐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拿着优厚的薪俸不一定知道贫困的滋味，没到贫困职工家中去调查过就不要忙着空说最终受益的话。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现象出现在经济学家们身上，说明这样的经济学家不是穷人的经济学家。胡锦涛总书记12月份视察基层时，不断地问群众“还有什么困难”，并针对群众的困难再次指出“改革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如果已经“最终受益”了，总书记还会这样特别强调吗？

　　再以在美国治病不必先交保证金而言，如果这是事实，根本没必要大惊小怪。如果看病不必先交保证金也能够属于先进文化的话，那宣传这样的先进文化就不是罪过，当然也就不是绝对化。郎咸平不过是介绍了美国的先进的东西，中国没有达到那程度不等于不能介绍，介绍了不等于群众就会不爱自己的祖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价中国医疗改革时指出，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错误》二文的作者何必像阿 Q不肯别人说瘌痢头那样讳言缺点弱点呢？经济学的灵魂也是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不论编织出什么样的帽子都难以以理服人。

　　因为郎咸平善于进行“微观研究”，能够从“会计细节”上发现内地经济学家们没有发现或者虽然看到了但却沉默着的问题，并且通过演讲或文章向国人介绍，而这些介绍又恰恰击中了一些企业和一些经济学家的软肋，因而得罪了企业界和经济学界，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喜欢的另类。本来对另类打入另册就行了，要命的是郎咸平又是公众包括所谓“挺郎派”喜欢的人物，于是就在排斥的同时，要从理论上把郎咸平批倒批臭，《郎咸平的两个致命错误》、《续谈郎咸平的致命错误》，难说不是这种思想情绪下制造出来的棍子。对郎咸平的学术观点可以争鸣和批评，但批评应当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应当是扣帽子、抽鞭子，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地批。

　　“路径强迫”“概念绝对化”，是以学术新名词名义出现的帽子，既显示了创造者的学术水平，又可以将郎咸平置于犯了“致命错误”的被动境地，还可以让不懂经济学词语的我辈莫测高深望而生畏，使对郎咸平的讨伐能得到无可还手的效果。《错误》二文发表一个多月，少有不同意见出来争鸣，就说明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壁垒及其潜规则是多么的可以，对敢于触犯他们观点、权威和利益的人那棍子是多么的有力。主流经济学家也曾说过后来被改革实践证明是错了的话，又有谁对他们扣过帽子打过棍子呢，为什么单单对郎咸平就这么苛刻呢？郎咸平有没有错误，有，没跟主流经济学家们舆论一律，就是一种“错误”。不跟李玉亭式的经济学家舆论一律自然不是“致命错误”，因此，硬扣在郎咸平头上的两顶帽子，必须摘掉。

　　(作者：朱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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