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去银行贱卖争论的面纱

　　文/陈锐

　　缺乏公众参与的改革必将走向最初设定的改革目标的反面。因此,谁有权决定改革的走向,才是国有银行改革路径之争的核心所在

　　近期,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话题渐渐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争论起源于对四大国 有银行争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质疑,但试图将国有银行改革引向更深层次讨论的质疑,其目的至今还没有实现。因为改革的支持者已然将“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帽子”扣在了质疑者的头上,这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也是任何人都承受不起的。因为“对外开放”是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的最英明、最正确的决策,反对“改革开放”岂不等同于反对党中央决策,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质疑者群体自然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再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作外中国入世协议的一部分已经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岂不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法律的权威。这也许是质疑者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给这场争论下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有用”以及“是否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只有历史才能证明。但就目前的情势来看,争论本身已经能够反映一些问题了。争论的激烈程度表明了公众对国有

银行改革无比关心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主导国有银行改革的银行业精英们,对会否重演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后果表现出了惊人的担心。公众的关心和银行业精英的担心,最终以媒体间争论的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据笔者观察,时至今日,问题的焦点却仍然过多地集中在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问题上。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那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认知能力在事实上退化了。

　　笔者仍然依稀记得,2004年由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热闹场面。可是在过了一年多的今天,对于国企产权改革,仍然有很多人将此问题局限在国企该不该进行产权改革,以及国企与民企哪一个更有效率的争执上。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些人并未真正读懂争论的实质,即秦晖所说的改革的程序正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改革开放已经过去27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应不应该改革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公众是否应该享有改革决策的充分知情权和参与权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争论仍然停留在是否贱卖的层面上,那只能说,2004年的那场争论,除了导致国有企业MBO被表面上叫停之外,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或者说只是最最表面化的肤浅问题。如果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那只能证明我们已经掉进无知的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产的价格是由资产在未来所能够产生的盈利来决定的,因此其定价是基于对资产质量信息的充分认知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连最起码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信息都不清楚,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否被贱卖？但是,这个过错责任绝不在于公众,而在于我们一直都十分相信的政府银行家。因为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所能接受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信息是极度混乱和有限的,或者政府银行家们自己也不确切地了解国有银行资产质量准确信息。

　　不妨以最基本的用于判断银行资产质量的呆坏账比率为例。政府银行家们公布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在最高的时候也不过就是百分之二十几,可是也有学者估计是在百分之三十几,有的境外机构的估计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五十几。那么我们该相信谁？如果我们按照从小接受的教育,那就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政府银行家。所以,公众认为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并没有那么坏,由此也就得出结论,国有银行资产被贱卖了。可是这一次,对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最为了解”的政府银行家们,却对公众发出警告:不要过高估计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境外战略投资者敢于购买国有银行的股权已经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投资者对该行入股中国银行的反应是,

股票市值下跌了17亿美元。这些事实似乎隐含了一个并不太复杂的简单逻辑:政府银行家们公布的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可能是低估的,或者说国有银行还有更多的“窟窿”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所以直到现在,政府银行家们一直都在试图让公众相信,中国的国有银行资产能卖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不错了,是占了“大便宜”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其实,国有银行改革进行了二十几年,公众一直都很相信这些政府银行家,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相信他们有能力把这个由全体国民“养”起来的国有银行体系经营好,保护好公众苦心积攒的用于子女教育和保命的并不很宽裕的金融资产。可是,公众却越来越不得不接受眼前残酷的现实:在多次财政拨款和剥离呆坏账的政策支持下,国有银行的呆坏账窟窿却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动用

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再来一次彻底的革命。对此政府银行家们再一次给公众做出了解释:国有银行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先进的风险管理控制系统,只有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才能洗心革面,重获新生。

　　于是,公众不得不再一次相信这些政府银行家,相信这些问题是国有银行的新问题,又或许是政府银行家们限于能力所不能解决的老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才请外国人来帮忙解决。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银行股权也就自然成了中国银行业的唯一出路。政府银行家们在不遗余力地请国人放心,用全体国民的血汗钱“养大”的国有银行,在外国银行管理者先进管理技术的支持下,再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就不再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就可以自力更生,就可以为国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了。

　　其实,政府银行家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和表现出任何担心,尽可以按照他们的“先进思路”去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因为公众除了一次又一次地被动“相信”这些银行业家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的权利。尽管从法律上说,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所有国有企业都是全体国民的资产,但是在事实上,公众已经失去了参与国企改革决策的权利,甚至连最起码的知情权也在一点点地被剥夺,自然也就不会“干扰”到政府银行家主导下的银行改革。公众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国企改革与我无关的心态,直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变得麻木。

　　中国的改革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由精英主导决策、公众日渐失去参与权的改革。公众所能选择的仅仅是持续不断地相信下去,相信经济精英们所提供的各种对改革的解释,相信经济精英们以国家和人民为重向我们展示的美好的改革前景,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经济精英们的良心。可是,良心真的可靠吗？我们只是相信,缺乏公众参与的改革必将走向最初设定的改革目标的反面。因此,谁有权决定改革的走向,才是国有银行改革路径之争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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