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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晗
先哲但丁曾言：“人世的盛名不过是一场风。”在短短三周内，从万众拥戴到千夫所指，从“民族英雄”到“国家耻辱”，盘旋在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周围的盛名之风改变了方向，也改变了名字。1月12日，黄禹锡在首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其论文造假一事公开向韩国国民道歉，表示对论文造假负全部责任，请求得到宽恕。
这是三周以来黄禹锡首次公开露面。这三周里，合作伙伴、工作单位、发表论文的刊物、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不断给黄禹锡带来沉重打击。去年12月15日，黄禹锡的合作伙伴卢圣一称，黄承认2004年和2005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论文存在虚假成分；1月10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发表最终调查报告，认定黄禹锡干细胞研究论文均系造假；同日，美国《科学》杂志表示将撤除黄禹锡2004年发表的论文；11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
整个韩国陷入了沮丧、愤怒和怨恨。从主要媒体的头条到各大门户网站，铺天盖地的是悲观情绪和失望态度，甚至连股市也随之震荡。
诚然，黄禹锡神话的创造与韩国强烈的民族感情密切相关。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因专业领域的成就获如此殊荣，也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像诗人一样荣戴国家的桂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到世纪末的发达国家地位，再到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季军，韩国民族现代化途中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世界领先的学术。民众的强烈期许、政府的大力投入、媒体的热烈呼唤，使得黄禹锡无法冷静求索，急功近利的造假也是可想而知的。就在12日黄禹锡道歉之后，记者招待会场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同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一片混乱，这是造神时的喜悦和神话破灭后的失望两相胶合的一个缩影。
但仅将原因归之于民族性似乎过于简单。实际上，现代大学和学术体制本身就和民族国家紧密关联，其理想和目标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高效、迅速地为民族国家选择培养专业人才和科技精英：通过专业人才的流水线生产和科技英雄的塑造，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对内获得民族认同和爱国热情，对外以高扬的国民心态屹立于世界。
由此看来，黄禹锡事件不过是民族国家发展科技的普遍热情在韩国民族性和追赶心态下催生的一个极端案例。作为学术上的“发展中国家”，韩国急于获得学术先进国家或国际标准的承认，甚至超越(如果黄禹锡的成果真确，韩国将执世界生物学之牛耳)，这种心态下的科学研究就不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服务于紧迫的国家利益，自然也就容易急功近利，甚至瞒天过海、欺世盗名。
科学与人文不同，当人文能够以诗性的感召传扬民族神话，甚至构建政治现实之时，科学或许更多的是在不分国界的实验室里和调查数据中进行冷静的操作。科学追求的是“真”，一旦人为塑造的科技神话被判为“假”，这个民族非但无法退到先前的平静状态，反倒会在大喜大悲的精神动荡中捶胸顿足、不能自持。所以，即使是为了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感这样崇高的理由，学术造假也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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