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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曙光
前不久世贸组织第六届部长会议期间，韩国农民在香港跳海示威，表示了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但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但绝不甘于目前正在逐渐形成的这种低端生产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
中国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六位，可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多，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更准确应该说是世界的加工车间，因为中国经济的技术依存度也是高达50%以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中国经济致命的软肋。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走上自主创新，科技强国之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命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地位。目前全世界93%的核心技术掌握在4万多个跨国公司的手里，中国作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在49个主要经济国家中，科技竞争力的排名在24位。或许这种排位符合发达国家的需要，但并不符合中国人民走上和平富强道路的需要。
建立创新国家并不是一个口号或搞个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首先，创新是一种机制，对企业来讲是企业的创新机制，对国家来说是社会的综合机制。中国有上千个科技开发区，但没有解决创新型小企业资金来源问题。美国就一个硅谷，但风险投资机制解决了创新型小企业第一桶金的问题，美国50%的新发明、新技术来自中小企业；现在人们总是将跨国大企业在研发上的巨额投入与我国相比较，一家跨国医药企业的科研经费足以抵上我国全行业的研发投入。但还应看到，欧美国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又保证了大企业的巨额研发投入能够在市场上收回。
其次，创新是一种精神。世界500强企业，大多数不过是二三十年新兴企业，其领导人的管理风格，个人性格、背景各异，但都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开拓者，而堪称世界创新典范的硅谷更是充满了创新、创业精神。而整个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不断探索新事物精神的体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取得了二弹一星的科学成就，当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来访时，中国领导人介绍最多的是“自力更生精神”。今天我们再提“自主创新”，也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更高的发展。发展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是人才，但人才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创新精神。现在人们纷纷指责教育产业化趋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实际上教育体制的应试化、程式化，淹没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才是对民族更大的伤害。
再有，创新是一种文化。当然，要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当我们为欧美国家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所惊叹时，也不能不看到西方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科技创新所做出的贡献。没有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不可能有18世纪的工业革命，而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商业活动，以及古罗马法律思想的传承与发展，都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欧洲中世纪后期古希腊传统人文主义复兴，对经院哲学的批判，特别是新自然哲学的发展更是对近代科学革命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没有这些文化启蒙，就不会有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些划时代科学家的出现。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而近代科技革命却发生在欧洲？)再次将人们的目光从科技本身引伸到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来。
近些年国内科技创新并不乐观，国家科技发明奖一等奖曾连续六年空缺，企业的创新意愿也普遍不足，这除了人们经常分析到的资金问题、体制问题外，也与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关。从改革开放前的封闭保守(有外部原因)，到改革开放后的国门大开，人们思想产生了巨大落差。而短期利益的驱动又使人们将自主研发视为畏途，整个社会奉行的“拿来主义”固然有即时见效的作用，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技术，动辄几百亿元地购买波音飞机，但自主研发大型飞机却下马了。当我们今天再来强调自主创新时更能感到，科技创新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是涉及一个社会各方面的综合问题，而社会文化层面则是最基本的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群，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力市场，有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中国理应成为世界上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而这些都有待文化层面的整合。有了培养创新精神的文化底蕴，才能有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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