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必事必躬亲

　　文/王东京

　　最近出国考察，先去了澳大利亚，再赴法国。两次考察任务不同，去澳大利亚是考察政府治理；到法国是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好像两者风马牛不及。可把它们串起来思考，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

　　政府治理，是上世纪末才流行的一个词。翻遍中英文词典，均找不到解释。在澳大利亚，我们拜访了不少政府要员与大学教授，一路走马观花，有如盲人摸象。不过，20多天下来，总算对政府治理有了整体的感知。所谓政府治理，就是将过去政府的某些职能，分离给非政府组织或企业去执行。用规范一点的话说，就是决策权集中，执行权下放，监督权分散。

　　举个例吧。老年照顾及残疾人服务，属公共服务，过去是由政府亲自打理，一手包办。几年前，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提高服务效率，把照顾老人的事，交给了非政府组织——社区家庭服务机构。家服机构受托后，再公开招标，将其转包给私人养老院。如此一来，政府要做的，就是认定家服机构的资格，提供资金并制定服务标准。而家服机构直接对老人负责，并对养老院的服务予以监督。

　　别以为这是小的改变。从理论层面看，它改写了经济学一个约定俗成的原理。以往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市场会失灵，所以公共服务得由政府供给。于是古往今来，政府都是公共服务(品)的直接生产者，不仅要出钱，而且还办企业。而澳大利亚的做法却表明，公共品也可由私人生产，政府只需花钱购买，照样能免费供给消费者。换句话讲，公共品的提供与公共品的生产，不仅可以分离，而且可以并行不悖。

　　无独有偶，对“公共服务”的处理，法国也是如出一辙。在法国考察，所到之处主人都会与我们大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言下之意，就是企业应替政府分担一些社会职能。初听起来，我一头雾水。若说企业办社会，我们当是行家。早先，中国企业办

医院、办学校、办公安，除了火葬场，其它几乎一应俱全。后来国企改革，好不容易才把社会职能剥离开，可为何法国反道而行，规定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呢？

　　原来，法国的企业办社会，与我们有所不同。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企业办社会，政府一毛不拔，企业不仅出力，而且还得贴钱；而法国，企业只管办事，但钱却由政府给。比如法国政府把安全用电与穷人用电的事，全权交给了法电公司，而政府只负责提供资金支持。为防日久生变，政府还郑重其事，与企业写下合同并签字画押。有了合同，一旦有谁违约，双方便可对簿公堂，请法院依法裁断并追讨赔偿。

　　由此观之，不论是澳大利亚的政府治理，还是法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说法虽不同，但两者却是异曲同工。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大可不必亲力亲为、一竿子插到底。钱可由政府拿，但事未必要政府办。其实，非政府组织或企业，比起政府来更懂得花钱办事；在市场运作方面，也要高出一筹。再说，它们更接近平头百姓，又拥有自己的客户资源，从这方面看，放手让非政府组织(或企业)经营公共品，恐是上选之策。

　　另有一点重要。把公共品生产交给企业，对改善公共服务大有益处。过去，政府自己生产公共品，即便偷工减料，旁人也不得而知。刀锋砍不着刀把，公共服务再差，政府也不可能罚及自己。若是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政府只管定盘子，让非政府组织或企业负责具体操作，这样，政府就可超脱事外。只当裁判不打球，政府就说得起话，管得了人。不仅会乐意接受公众投诉，而且还可与民间机构一起，对公共服务施以监督。

　　回头再说中国。中央最近重申，要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但究竟怎样改，大家有不同意见，应鼓励充分讨论。过去的做法，政府遇到管不好的事，通常不是放权，而是让主管部门升格。安全生产出纰漏，国家安监总局副部升正部；质量监督出问题，国家质检总局副部升正部；市场秩序混乱，国家工商总局副部升正部。这个做法，无疑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与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取向，也大相径庭。

　　其实，治国与治家有某些类似。倘若做父亲的管不好自己的孩子，你说他会怎么办？聪明的人会去求助学校、邻居，甚至公安。至少，天下不会有这样的父亲，自己管不好孩子，就要求辈分升格，由父亲变成爷爷。这样，岂不是会贻笑大方？所以靠政府升格改善管理，实在不是高明之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与法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我绝不主张照搬西方，但有好的经验，而且实践证明又行之有效，我倒是赞成加以借鉴的。退一步讲，即使吃西药水土不服，将来还可以去吃中药。记得早几年，深圳市就开始尝试“行政权三分”的改革，我想深圳能做成的事，其他地方未必不能做。关键的是，政府要舍得分权，善于放权。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Email:[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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