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72年中美会谈中的周恩来

　　文/傅 颐

　　1971年7月8日，《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专栏评论家詹姆斯·赖斯顿来到广州，他向中方提出了马上访问北京的请求。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计划有所更改，请在广州停留两天。直到10日晚，赖斯顿才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就在他停留广州和北上途中，中美两国的高层会谈正在秘密进行，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在这年夏天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

　　在冷战的格局下，中美两国自1949年起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两国又并非完全断绝交往。从1955年开始，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华沙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大使级会谈。因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严重，会谈进行了一百余次，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6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两国政府首脑认识到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中美关系的谈判。在美国看来，自身既面临美苏对立的严重问题，又受制于越南战争无法避免的败局。为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消除越战的不利影响，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在中国看来，当时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要抗御苏联的大军压境，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和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也需要同美国进行和解。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后，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决定打开对华关系，并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接触和高层对话。中方也敏锐觉察到了尼克松政府的动向，并做出相应反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2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斯诺的合影，以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赞成实现中美高层对话的信息。此后，双方经历了乒乓外交，以及通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渠道进行的多次口信往来。

　　1971年5月17日，尼克松在给中国政府的口信中表示，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外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5月29日，中方回复口信表示同意。尼克松看完信后，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为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都破例喝了酒。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5月底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会谈问题。会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还多次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当时，应美方要求，中方承担了基辛格一行在中国境内的保密工作。

　　根据事先的安排，中美会谈将在钓鱼台举行。钓鱼台内共有15座造型各异、中西风格兼容的宾馆楼，基辛格一行将在5号楼入住。5号楼在西北角，与别的楼房距离较远。周恩来曾说：可惜5号楼外边盖了居民楼，弄不好外边可以看到里边来，幸好这里的树很密很高。为了保密，周恩来还带人对5号楼一个房子挨一个房子地检查。当时，钓鱼台内部的盥洗设备都是苏联制造的，浴缸、洗脸池造的特别敦实高大，抽水马桶和浴缸还贴有苏联商标。周恩来认为“这些都是历史，不需要更换了”。本来，5号楼的房间配有国产电视机，但考虑到晚间只播送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因此，撤掉了电视机，只留下南京产的熊猫牌收音机。周恩来还特别交待：“毛主席讲，不准搞窃听。会谈时不录音，不要强加于人。”

　　为准备中美会谈，中央特别从各部门抽调精兵能将20余人，组成中美会谈工作组，住在钓鱼台4号楼，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周恩来常到4号楼来，商讨、处理有关事宜。他喜欢在饭后和大家一起做游戏，出题考考大家。比如，说出从北到南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名字、美国50个州的首府名称、美国独立战争发生的时间等等。这些游戏既帮助周恩来加深记忆，也丰富了大家的知识。

　　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下午4点25分至晚7点50分，中美双方进行第一轮会谈。在这次历史性的初次会面中，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基辛格后来回忆周恩来“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使举座注目”。

　　在基辛格抵京之后短短的48小时中，73岁的周恩来同48岁的基辛格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会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尼克松访华的所有筹备工作，一是包括台湾、印度支那、日本和苏联等在内的重大国内外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美两国高层数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在会谈中，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关注的焦点。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承诺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虽然中美双方在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上没有取得共同的协议，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7月11日上午，就在基辛格离开中国前几个小时，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就尼克松访华问题达成《公告》。两天前，对北京之行还“不摸底、惶惶不安”的基辛格，此时终于松了口气。

　　7月11日，基辛格一行乘坐下午1点15分的飞机离开中国。第二天，7月12日，赖斯顿抵达北京。7月16日，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向世界公布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消息传出，举世震动。而“倒霉”的赖斯顿不但为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新闻而懊悔不已，而且还因急性阑尾炎于7月17日住进了北京反帝

医院，进行手术。

　　实际上，赖斯顿的姗姗来迟，也是中方安排的结果。由于白宫对这位嗅觉敏感的新闻记者的担心，中方故意让他滞留广州数日。会谈时，基辛格向周恩来提到此事，并说“他(赖斯顿)恐怕要抱怨你们的火车太慢了”；周恩来则十分

幽默的答道“那不要紧，让他说我们落后一点好了”。

　　当然，赖斯顿还是一位很敬业的专栏作家。他在高烧到神志昏迷之时，还念念不忘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病愈后，他以形象的笔调，追述了当时难以排遣的懊丧之情：我仿佛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帘子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

天花板。他从车帘的一角探出头来，向我露齿而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作者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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