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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惑之(北京)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时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丁学良先生，在回答记者“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提问时，出语惊人：“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丁学良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是国内的“名人”。令人遗憾的是丁先生出国深造这么多年，在学识上长进的同时，却疏离了“国情”，增加了“文人相轻”的脾气。丁先生的“论语”，倘若是出于“爱国”激情，对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行表示失望和置疑，甚至不屑一顾，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丁先生的“论语”却有一叶障目“横扫一切”之嫌；加之某些传媒如获至宝、添油加醋地炒作，读后让人总感到失之偏颇。因为丁先生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考量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目共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为“主旋律”，富国安民才是“硬道理”，和平崛起更是民心所向。正是在这样的大氛围中，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们也就格外地受宠。特别是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常成为高端论坛的座上宾，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高端的决策。平心而论，这些年来国家经济体制革命性的变革，让人们摒弃了“闭关锁国”的狭隘，尝到了国门洞开带来的成果；也让人们逐渐地学会了有问题不再“跑部前进”找市长，而去请教“市场”，经济学家当然也就成为最受欢迎的顾问。在国家发展经济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诸如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科教兴国”的发轫，把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作为国策，“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在漫漫的改革征途上，每前进一步，都浸透着中国经济学家的汗水和心血。
无须讳言，在我们经济学家的“精英”圈子中，也难免出现些许没能坚守知识分子良知的人。忘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趋于一己之利而与“孔方兄”为伍；头脑膨胀与“术业有专攻”的理念背道而驰，大谈自己不甚了然的话题，美其名曰“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有不能容忍者，在“资本”的诱惑下，失去职业操守而去“作秀”、“做托儿”，甚至于“为虎作伥”。如果说天天露脸的“股评人”是“睁着眼睛讲瞎话”的“操盘手”，那么参与其间的经济学家则是“黑幕后的师爷”。
针对这种令人叹息的现象，北京学者邓聿文说得好，“不能因为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出了问题，就整体否定中国经济学界，对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努力视而不见，甚至把他们作为责难的武器。”窃以为还是那句老话，“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对顾雏军的批评之所以让人信服，正是把握了事实和注意了本质。丁学良先生的指责之所以不让人信服，恰恰是不符合中国经济学家的真实状况，一叶障目，以偏概全，非本质而表象。尽管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家还是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引起反思。古人云，“不以一眚掩大德”，“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我们坚信世人自有公论。当然还应该记住“物必生腐而后虫生之”，时下一些“高端”人物犯“低级”的错误，多是“智慧犯罪”，并非不知道理，而是明知故犯，乃利之所趋也。这些人，如果不在“世界观”“价值观”上下功夫，就是进“高级党校”再学习三年，也难免不违背“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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