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说到底不过是郎咸平一次成功的举报

　　刘同葆

　　“郎顾之争”的戏剧性结尾，恐怕连郎咸平、顾雏军两名当事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是学界关于“郎顾之争”所生发出的两极评论。

　　“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要庆祝胜利，欢呼顾雏军入狱的事实终于战胜了“主流经 济学家”们关于私有化的“雄辩”，然后哭诉一番多年来被“主流”压迫到“边缘”后所遭受的冷落之苦。曾对郎咸平冷嘲热讽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当然要表示忧心忡忡，担心民粹派由此声势看涨，清算资本“原罪”，扭转国企改革的大方向。

　　这两类借题发挥一直发挥到离题万里的言说，在“郎顾之争”尚未见分晓时就已经出现。首先是郎咸平教授本人，在以深厚的会计学功底把顾雏军的“资本运营”把戏揭了个体无完肤之后，信口开河，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非主流经济学家”们随即跟着起哄。然后，另一方学者则把郎咸平对于顾雏军的具体指控完全放在一边不予置理，惊呼：“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大讲“要保护民营企业家”，强调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把国企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都比留在国家手里好。

　　多少年的话语惯性一点都没有变———顾雏军，成了一种象征，对其肯定或者否定，都成了看待国企改革的风向标。否定者努力想把他鼓捣成一个风向标，肯定者则直接就是把他当成一个风向标来肯定的。

　　“郎顾之争”说到家，不过就是郎教授一次成功的举报，而已。

　　与“郎顾之争”有点联系，近一年来，在左右两翼的口水战中，成为国企改革象征物的，还有一组字母———“MBO”。赞成和反对MBO的人互相扣大帽子。并且，赞成者因反对者的反对而忧心忡忡，反对者因赞成者的赞成也忧心如焚。

　　其实，MBO（管理者收购）不过就是企业产权转让的一种方式。国际上，在所有者普遍与管理者相分离的大企业中，这种方式并不很流行。一来，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想当老板，二来，也并不是所有想当老板的管理者都能当得成。提出MBO要求的管理者们，享受不了“内部人”的优惠，不能拒绝来自外部的其他竞价人，也不能以还没到手的企业资产作抵押贷款付账（那相当于挪用老板财产不是？），更不可能跟大股东私下商量商量就把事办了———这样的MBO哪有什么油水！

　　对于这样一种普通的企业产权转让方式，“非主流经济学家”们上纲上线地反对，纯属多余。

　　同样，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国资委关于“央企不搞MBO”的规定，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地担心。按照MBO的一般规则，央企那些大个头儿，没一家是管理者能收购得了的，国资委这条规定本身就是多余的。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目前国企改革实践中盛行的MBO是否符合国际惯例，是否规范。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国企管理者与监管者互相勾结，将企业产权廉价私相授受；是管理者代行所有者权利，除非把企业变成我个人的，否则我就想办法把企业搞死，除MBO———并且一定得是不规范的MBO———外，其他改革方案一概免谈。

　　改革靠“典型引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任何一种具体的改革方案，都再不能也无法成为改革的整体象征。把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或企业家，某一种具体的改革方案，提升为改革的象征，满腔热情地去批判或者去维护，其结果只能是在吓唬自己的同时互相吓唬。声音大点儿，弄成一场“大讨论”，也是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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