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财富制度断想 我们在十字路口徘徊得太久了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兴维

　　如果我们继续破坏资源环境与社会追求经济利益间的平衡，继续破坏社会合作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间的平衡，我们还可以得到持续的发展吗?我们最终又将走向何方?

　　我们可以也必须在资源禀赋既定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尽力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制度 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还记得198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7100亿元，1982年提出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但实际上提前两三年就做到了，于是中国人开始总体小康。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9404亿元，2003年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尽管还有整整15年时间，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去年11月18日就宣布这个目标也能提前实现。光从这些数据看，中国人的生活在直奔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看起来很盛世了。

　　但是且慢。

　　这还只是总体上的小康、总体上的中等发达，远不是均富、共富。撇开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挤兑出高失业率不说，蜀中人先说蜀中事，说起来就很有些了不得。

　　都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但就在这鸡鸣犬吠相交之际，蜀中大地一件民生大事却成了天下的臭:电力公司要涨价，将用电基数定为每月每户30度，超出部分实行分档递增，一时间民情沸沸。遍察成都，某社区只有两户家庭每月用电低于30度，他们不看电视不点电灯不用冰箱只煮饭------因为他们是盲人。诸如此类，哄笑之余，令人备感心酸、无奈。

　　因为利益失衡，我们的社会已生出了太多的不和谐: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城乡、地区、产业、部门、左右、上下、环境……不把这种种的不和谐转向和谐，我们如何去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为全球第一，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所以在去年3月"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要向民营企业家宣介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号召人们学一学"穷人经济学"。这实在是别有深意:不好意思让国有企业老总去学，不好意思让

公务员特别是政务员去学，来个曲中取直总不至于唐突吧?

　　事实上，比起一些民营企业，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失衡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既缺乏或甚少有善意，又缺乏或甚少有制度约束，以致弄出了许许多多弊案和滋扰。

　　"自爱是动力，理性是控制。"([英]亚历山大·蒲柏------A．AlexanderPope，1688～1744)我们似乎已经迷失得太久了。

　　在市场的大浪潮下，我们徘徊在精神世界和本能欲求的十字路口，忘记了我们作为整体之一员的个体对同胞、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类福祉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只关心五服之内的事，对一切与自己似乎不相关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我们只看见市场经济是通往现代化通往富裕之路，却独独没有看见支撑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健康发展的法治精神和道德元气。因为迷失得太久，我们似乎已打定主意把一切都建立在个人欲求的基础上而非科学精神理

性文化的基础上。因此，在弥漫全社会的浮躁气氛中，我们人人都想走捷径、搭便车、坐享其成，热衷于索取和占有而冷漠于奉献和分享，礼仪之邦的礼貌修养、优雅风度丧失殆尽；我们从来就不明白什么是体面的和尊严的生活，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要千方百计获得别人的认知认可，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过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把自然界(尤其是林水矿)视为永不亏空的囊中之物而恣肆掠夺。久而久之，我们就丧失了追求真善美的勇气和良知……

　　所有这一切，如今已成了制约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继续破坏资源环境与社会追求经济利益间的平衡，继续破坏社会合作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间的平衡，我们还可以得到持续的发展吗?我们最终又将走向何方?

　　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橄榄"社会------富人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巨富和赤贫都是很少数。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富人(包括巨富)的财富是如何得来的，是通过自由、公平的交易，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致富，还是靠"设租"、"寻租"、欺诈、玩"零和游戏"甚至公权私用而致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的增加不以他人利益受损为条件，也就是利己不损人，则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就会引致社会总福利的净增加，因而是有效率的；反之，就只是财富的转移或再分配，社会财富就没有新的增长，因而是无效率的。(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规范")。

　　所以结论是: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与制度的效率息息相关。通过非自由非公平交易获取财富的制度空间越小，这个制度就越有效率；此时个人财富的增加就会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反之，如果通过非自由非公平交易获取财富的制度空间越大，那末这个制度就越无效率；此时个人财富的增加就会抵消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在一个无效率的制度(莠制)中，财富的积累、集中和贫富的悬差、分化，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威胁。届时，理性和思考就成了公众的

奢侈品，传媒和舆论被情绪主导(这也是郎咸平声名鹊起的主要原因)，意愿与效果不仅可能渐行渐远，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不易改变，但我们却可以也必须在资源禀赋既定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尽力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或许是我们在探讨和谐财富制度时需要特别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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