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未来发展定位不明成为农行改革的梗阻

　　郭田勇

　　时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的三家改革正如火如荼，股份制改造已进入收官阶段，而唯有农行一直不见声响。于是公众的视线开始转移到了农行，有媒体也发出质疑——农行改革为何按兵不动？

　　中国农业银行是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中职工人数最多、机构网点最多、历史包袱最重、经营状况最复杂的一家。改革开放之前，农行就经历过“三起三落”，1979年恢复设立后又经历了分设农发行、“行社脱钩”等机构变迁，至今仍承担着扶贫专项贷款、小额农户贷款等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而仅这些业务带来的损失就以千亿元计。可见，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国有银行改革理应由农行殿后。

　　农行改革梗阻何在

　　那么，农行改革的梗阻究竟何在？是改革成本太高(有人估算财务缺口近千亿美元)，是高管层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还是由体制性惯性造成的集体无意识？我想，以上原因都不构成主要的影响因子。综合目前散见于媒体的几种不同改革思路来分析，笔者认为，改革启而不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农行未来发展的准确定位还没有形成。

　　首先，笔者须再次强调，能否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本轮国有

银行改革的核心，也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留现有农行基本框架的改革思路，无论是整体股份制改造还是成立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农银集团，都难免使人对其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产生怀疑。因为，农行的基本情况与其他三家银行不同，三家银行的主要业务都集中于大中城市(工行在本轮改革中已将一批赢利能力差的县支行撤销或无偿划转给地方)，而农行有一半左右的业务在县域农村地区，用杨明生行长的话说是“点多、面广、链条长，集约化经营管理难；人多，劳动生产率低，减员增效难”。因此，基于农行这种现实条件的约束，笔者认为，注资时国家多拿一些钱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整体改制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否则注资不仅买不来机制，还将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有专家提到的分拆方案(参见夏斌、沈明高在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对话，2005.11.25)，其意思是将农行按东部和中西部一分为二，“分拆后能卖一个好的价钱，挣回来的钱能够帮助中西部的机构改革”。该方案的优点是财务成本小，因为东部地区农行机构的整体经营状况并不比其他三家国有银行中的任何一家差，国家只需少量注资即可完成改造，的确也能卖出好价钱。但问题是，在农行已裂变为东西两个独立法人的情况下，凭什么可以把挣回来的钱投到中西部？东部农行的股东们会同意吗？因此，理性地评价，该方案或许比整体改制更富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但带来的结果也许是，未来的农行将只剩下一家中等规模的东部农行，其主要业务也将脱离农业，而中西部农行极可能会在发展徘徊中自生自灭。

　　看来，无论是整体改制还是分拆改制，都将遇到难以回避的问题和障碍，难道最可行的改革方案如有文章所云“何不把农行改回政策性银行”？笔者认为这是极不现实的，因为我国已经有了农业政策性银行，农行与农发行之间可以再作一些具体业务的调整。但农行的主体业务毕竟是商业性业务，如果农行改回政策性银行，其商业性业务又要调整给谁？

　　农行未来如何定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农业银行是在1955年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而成立的，之后的50余年来农行一直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农行开始“进城”。近些年，尽管其业务在大中城市取得了较大的拓展，但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仍是其业务经营的基础，仍有相当大的业务量分布于这一地区，农行在

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农村专业户等信贷业务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储备了相当一批基层业务人才。可以说，农行在农村金融业务上所具备的优势是其他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等多种金融形式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而其中的商业性金融，从金融机构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唯有农行可以担纲。因此，可以预计，缺少了农行，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将是不完整的，恐怕真要形成农村信用社“一农难支三农”的局面了。

　　当然，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毋庸讳言其首要经营目标就是赢利。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近几年不少商业银行已纷纷将其业务从农村地区撤出。这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做农村金融业务就注定不挣钱，而且农行相对较差的经营业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看来这是农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笔者注意到，近些年民间借贷、钱庄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有央行人士估计其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而民间金融是“无利不起早”的，它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存在，足以说明农村金融业务是可以赢利的。我想，这里的关键在于：机制与定位。笔者在做中小企业融资课题时曾调研过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在某些地区民间金融的业务量甚至超过了国家批准设立的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信息甄别机制和灵活的用人机制。同时，农村金融本身也是由多种业务构成的，无论是客户类型还是信贷种类都可以区分为多种层次，各个金融机构必须根据自身优势准确定位、合理分工，而不是四面出击。农行亦然。

　　农行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实际上，从近期积极准备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农行的员工们对此似乎更为清楚。农行改革的难点就在于既要达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标准，又要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来，“一行一策”的改革原则将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因此，农行改革怎么搞，不可率尔操觚，而需仔细论证，谋定而后动。(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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