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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严控人口规模，力争在2010年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认为，北京市人口增长点主要集中在外来农民工群体。而朝阳区正通过实行出租房屋“旅店式”管理、流动人口登记等管理措施，试图用两年时间把区内120万流动人口减少一半(1月10日《新京报》)。
事实上，去年的北京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提出北京要对外来人口建立必要的准
入制度，做到限制进京，曾遭到社会广泛反对。此次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无非是去年那个建议的具体落实。翟振武教授认为，北京控制人口规模的着力点应放在“管好外来农民工”上，看来，朝阳区通过各种管理措施减少区内流动人口的“努力”，正与翟教授“管好外来农民工”的论断遥相呼应。以上种种，让我们注意到，“北京要不要限外”已从一个建议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实践：北京正在变成一个自私排外的城市。而作为全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她在歧途上行进的身影更对全国其他城市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
一座城市要不要限外，在国家努力破除人口流动藩篱、城乡经济越来越互为交融的背景下，这原本是毫无争议的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之下，却常有人跳出来和常识作对，我们看到，天津曾对外地车辆收取“进津费”，上海冒出所谓“进沪费”。这些举措无一不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排外”的腐朽味道。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
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着北京这座人们心向往之的城市，正在筑起一道道阻止外来人口的藩篱。
□赵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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