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话不解决问题 见死必救不能寄望于软保障

　　1月7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不许见死不救，同时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新华社1月8日)

　　当前，本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看钱下菜碟”，甚至见死不救，已是屡见不鲜：河南新郑中医院将重伤病人用急救车抛至野外；包头120救护车将急救后的男子抛在街头； 在西安市新城广场盘道上一中年男子在120走后半小时即死亡；46岁的尤国英活着就被救护车送进了殡仪馆；37岁的王建民哀嚎声中死在了医院抢救室门口……如此恶劣世相，令人不寒而栗，实乃时代之耻。

　　对这些极端事件，人们在愤怒之余，也期待着其能够推动医疗体制尽快改革。如此背景下，卫生部长强调“不许见死不救”，以及“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等建议，确乎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令人欣慰。不过，在对其诸般措施细品之下，欣慰之余又生出一些担忧，“医疗救助基金”的筹措办法，以及“见死必救”的保障办法，似有太虚、太软之嫌。

　　高强部长强调：“公立医院从事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除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外，应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对于危重病人和需要救助的病人，要坚持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属于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通过民政部门救助经费解决；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通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或社会捐助资金解决。”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高部长将“医疗救助基金”的来源，寄托在了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一是有许多医院并没有开设特需医疗服务，经济落后地区更是如此；二是即便开设了这项服务，应该拿出多少建立“救助基金”，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更何况特需医疗服务又面临被控制。如是，这个“医疗救助基金”到底能成多大规模，能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见死必救”的费用保障，也有轻描淡写、甚至回避矛盾之嫌。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当前许多地方能够报销的额度还比较低，一年只在千元左右，根本难以满足一次抢救所需；再比如民政部门的救助经费，多半也不丰裕，或许也会经常面临僧多粥少局面；至于“社会捐助资金”，则更是难以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因而，如果有一天面临结算困难时，“先救治后结算”还搞不搞？“结算困难”会不会成为医院继续见死不救的理由？

　　“见死必救”不能寄望于软保障，“漂亮话”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许见死不救”、“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等措施，必须有过硬的保障，否则即便有暂时的效果，最终也必然沦为空谈。

　　就“见死不救”问题，笔者建议引入“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有医院发生“见死不救”的恶劣事件，其院长等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便应撤职、开除、吊销执照，其主管卫生局领导、乃至政府更高层领导亦应引咎辞职。只有这样的“硬制度”才是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挽大厦于将倾。在非典时期，许多医护人员表现出崇高的医德，焕发出鲜亮的人性光彩，赢得了人们无尚尊敬，当时该群体也很快回归了“白衣天使”的光荣形象。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就在于当时在制度上动了“真格”，应验了“好的制度可以让鬼变人，坏的制度可以将人变鬼”的格言。

　　医疗互助基金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补充渠道，并确定一个底线的数目，还要有一套透明的管理办法。对平价医院、平价病房，应该有严格的管理章程，避免其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甚至套取资金的道具。

　　“病有所医”是对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是道德的底线，是

和谐社会的必备基础。医护人员“见死必救”也需要由卫生部长专门强调，也能成为新闻，本身已经令人感到一丝悲凉。因此，期待这些措施能够尽快配起套来、落到实处，万万不能因为保障措施不完善，而使之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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